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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声称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
，“进步轨道上唯一重要的工具”
，“芸芸众生所托命者”
，甚至执定“不信科学便死”
的信念，把科学看作了成人成己、救国救民，乃至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民国知识分子普遍崇尚科学，并有着夸大科学价值的“唯科学主义”
倾向，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却是有差别的。
这一点，在五四后期发生的“科玄论战”
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其中陈独秀、吴稚晖等人是从唯物主义角度理解科学，而胡适、丁文江和任鸿隽等人则从经验主义角度去把握科学。
唯物论科学观中又有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歧异，经验论科学观中则有实用主义与马赫主义的区分等。
[8]这些区别并非无关紧要，它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四之后，中国的科学思潮大体沿着三条轨迹发展，一条是中国科学社所代表的路径：把理性主义贯穿到建构自然的科学知识系统之中，努力将西方近代科学本体移植到中国。
此一路径得到了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在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绩；另一条是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路径：即崇信思想的科学或科学方法论，并加以传播和实践，它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
[9]，从而为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至于各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学说的传播及其学科体系的建构，则属于第三条轨迹。
三者之间难免有矛盾和冲突，但都高揭科学的大旗，呼吁中国的科学化建设，为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做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范围内曾兴起一场较大规模的科学化宣传运动。
热心于运动的人士集合起不少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
（有北平、天津等分会）。
他们声明：运动的使命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广大中国未来的生命”
[10]。
为此，他们创办了《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实现“科学化”
的必要，并尝试着探讨入手办法，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运动还提出了“社会科学化”
和“科学社会化”
的口号，强调“社会科学化”
应以“科学的社会化”
为前提，其实质是“民众科学化”
，即考虑到民众如何接受科学的实际问题。
正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所表明的：他们是“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
。
这样，科学化运动就更好地体现了与民主和民族运动的自觉结合。
此种认识和运动，显然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发展和深化。
不仅抗战时期，甚至抗战以后，都仍然能够看到此一运动的余波。
[11]
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
这一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
以教育为例，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就是杜威所宣传的平民主义（或称民主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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