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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撰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
，都是基于此种共识。
“个人”
的发现，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最能表现出它区别于此前二千余年的传统文化的地方”
[5]它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四以后，民主思潮发生了分化，分别沿着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新型民主两种追求、两条轨迹发展。
前者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继续坚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想，1929年他们发起的“人权运动”
，可谓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
运动公开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呼吁人的生存权、个性发展权、政治民主权、财政管理权、言论自由权。
社会法制化及其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权，特别是言论自由权，他们格外看重，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民主人权。
在国民党的打击下，人权运动最终趋于沉寂，但他们的民主追求却并未因此放弃；后者则以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为中坚。
他们认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虽标榜代表人民，其实只不过代表本阶级，并不真正反映广大工农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是狭隘的，算不得真正彻底的民主。
他们强调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
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
的状况。
同时，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获致民主的途径的认识上，他们也有了新的觉悟。
一方面，他们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个性解放”
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承认“理想的社会，不是奴才所结成，良善社会，必然有自立的个人”
，但同时又认为：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是“以社会为主，以个人为客”
，“个人的个性，应尽情发挥，那是不成问题的。
问题只在什么社会才不摧残个人才性，才使天才自由发展。
……社会倘不发展个性，倘不使人人各尽其才，就非对这束缚人的才能的社会，采着不妥协的态度不可”
[6]。
实际上是视社会革命与解放，为个人解放和健全个人的前提。
这样，资产阶级的狭隘民主就被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多数人的民主所取代，追求民主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广大民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从而代表了当时最为进步和深刻的民主潮流。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更加深入，追求更为热烈而自觉。
如果说在晚清，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科学还主要只限于科技物质成就和自然科学，那么此时则不仅普遍涵盖一般社会科学，更是一种广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包括破除迷信、打碎偶像、崇尚理性、注重逻辑实证等精神在内的至上价值观念。
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如下表述颇有代表性：
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
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
[7]
这种精神的实质，胡适概括为“评判的态度”
或“重新估量一切价值”
，有一定道理。
它在根本上与民主的价值观念是相通的，因为不盲从不迷信的理性主义态度正是个人独立人格的体现，而人的个性的普遍解放，乃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
从这种认识出发，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大力的提倡，在社会上或至少在自己的心目中，树立了一种近乎“科学崇拜”
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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