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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总之，杨文会对于晚清佛学复兴做了大量工作，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包括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刻整理流通佛典、兴办佛教教育，培养新式佛教人才；与日本等国佛教人士往来，推动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等。
他弘扬佛法，不仅影响了佛教界，而且还波及当时的思想领域，吸引了不少立志于改造社会的有志之士，如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曾从其学佛。
无怪梁启超发出这样的感慨：“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
[43]杨文会对民国年间的佛学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影响。
民国年间佛教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渐、僧太虚等，均为杨氏高弟。
佛学名家吕澂、熊十力等人，均为杨门再传弟子。
杨文会是中国近代佛学复兴的奠基人。
晚清时期的佛学复兴与近代国人爱国救亡的进步潮流也有密切的关系。
为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和苦难，晚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纷纷寻找各种思想武器。
其中有些人就把目光投向佛学，认为佛教中的“自尊”
“无畏”
思想、崇尚道德的精神可以救国救民，于是研习佛学，光大佛门精神。
从晚清早期的龚自珍、魏源，到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这些矢志于救世救民的仁人志士大都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的不少思想主张都带有深刻的佛教印记。
龚自珍30多岁时开始接触佛学，“晚受菩萨戒。
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44]，自不待言。
这里着重把康有为等人与佛学的关系作一介绍。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早年曾涉猎释道之学。
他在《自编年谱》中自称：“光绪五年……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
[45]可见，他对佛学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综观康有为的著述，虽然其中没有关于佛学的专门著作，但他的许多思想主张却包含着佛学思想的因素，而在《大同书》和《康子内外篇》等著作中，有关佛学思想的论述充斥在字里行间。
《大同书》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渗透着明显的佛教精神。
该书以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
说为理论依据，首先揭示了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然后找出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和解脱苦难的途径，最后到达理想化的“极乐”
世界。
如康有为在书中对“大同”
世界的描述，与佛教中的“极乐”
世界如出一辙，其用语和描绘的景象非常近似。
所不同的是康有为还把儒家的大同理想、西方基督教等的平等博爱教义及欧洲乌托邦思想一同糅合进去，带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他还认为，到了“大同”
世界，最盛行的学问就是神仙学和佛学，而最上乘的学问是佛学。
他说：“大同之世，唯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
[46]总之，他是把佛学当作一剂有效的治世良方来看待的。
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谭嗣同同样崇信佛学。
他曾随杨文会学习佛学，所著《仁学》一书洋溢着佛学思想，曾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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