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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他对佛学极为推崇,认为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包的学问。
他说:“盖教能包政、学,而政、学不能包教。
教能包无教,而无教不能包教”
,[48]甚至认为:“佛能统孔、耶”
。
[49]又说:“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尽虚空界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微尘世界。
尽虚空界,何况此区区之一地球。
故言佛教,则地球之教,可合而为一”
。
[50]谭嗣同提倡佛学,并非是消极地逃遁空门,慰藉精神,而是吸取佛学中的平等观念、“无我”
境界和猛进、大无畏精神,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鼓起人们救中国的勇气和斗志,为其变法维新事业服务。
他说:“日本素以佛教名于亚东,几无不通其说者。
近日南条文雄诸人,至分诣绝域,遍搜梵文古经,成梵文会,以治佛学。
故日本变法之易,繄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
[51]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完全归于佛教精神的发扬是不正确的,但从中可以看出谭氏提倡佛法的良苦用心所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
式的学者和思想家。
他于古今中外的学术领域几乎无不涉猎,对佛学亦不例外。
梁启超治佛学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是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一是在1919年游历西欧各国回来到逝世为止。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期间,他写了10余篇有关佛学的著述,主要有《说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篇章。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强调佛教在振奋国人民族精神、推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带有强烈的政治实用性。
这与他晚年从学术的立场研究佛学完全不同。
梁氏认为,在中国搞变法,必须要凭借一种精神力量,传统儒学由于受到专制帝王的扭曲不能担当此任,只有到佛学中汲取这种精神力量。
他断言:“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
。
[52]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该国改革者尊奉禅学,从禅学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动力,用他的话来说:他们之“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后者继者,宗教思想为之也”
。
[53]在他看来,佛教是“智信”
而非“迷信”
,指出:“吾尝见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辄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侪所能及焉,是何异专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与民共见也。
佛教不然……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
其所谓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谓也”
。
[54]他的结论是:“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
。
[55]梁启超在此期对佛学的态度和研究,其用心与立场是和康有为、谭嗣同相似的。
1919年梁氏游历西欧各国回国后,亦写了大量佛学著作,这集中在《佛学研究十八篇》中。
此期的梁氏放弃了政治活动,潜心于学术研究,因此他的佛学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进展,如在佛学思想的阐发、佛教史研究及佛典翻译等问题上,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作了详尽的阐述,对当时的学术界、佛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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