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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读书，不喜举业，曾随家人为避战乱转徙流离于各地。
此期他所学的知识十分广泛，“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赜韫之于心”
，[36]而于佛典则不甚了了。
1864年（同治三年），他在病中得到《大乘起信论》，反复诵读，领悟其中的奥义。
以后又读了《楞严经》，更有心得，于是“尽弃向所学，一意以西土圣贤为宗”
。
[37]1866年，杨文会在南京结识了深通佛学的王梅叔等人，时相切磋，因感慨佛经多遭兵燹毁坏，遂决心恢复刻经事业，成立了金陵刻经处。
刻经处初设于南京北极阁，继迁常府街、延龄巷等处。
他首先募款重刻方册藏经，自任校勘，又研究造像，搜集古代名画佛像一并刻版流通。
1878年至1886年间，他以随员身份跟随曾纪泽等两次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社会政情，在伦敦结识了日本留学僧人南条文雄。
在南条的帮助下，他陆续收集到流传于日本而大藏经未收录的中国古德著述280余种，择要刻印。
他编的《大藏辑要目录》共收三藏要典及各家著述共460种，3300余卷，拟陆续刊刻。
在他去世前印成2000余卷，对保存中国佛教经典做出巨大贡献。
同时他也提供了不少密教典籍和注疏，帮助日本编辑《续藏经》。
1894年，他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流传海外。
他说：“此他日佛教西行之渐也”
。
[38]次年，他在上海会见了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赞同波罗发起摩诃菩提会将在印度复兴佛教的宗旨，并着手编订佛教教科书相赠，为其回国后“振兴母邦”
之用。
在近代中国与日本、印度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中，杨文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文会还很重视佛学教育，早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就曾接纳谭嗣同等人学佛。
1908年，他在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公开讲授佛学，从之就学者僧俗共十余人。
杨自编《佛教初学课本》，并聘请苏曼殊等学者教授梵、英等语言，培养新式佛学青年。
这所学堂尽管因经费不济，未及两年而停办，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佛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所新式佛学教育机构，开创了各地举办佛学院的风气之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名僧太虚曾在这里学习过。
1910年，杨文会又在南京创立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
关于佛学研究会的宗旨，杨氏曾有明确说明：“方今梵刹林立，钟磬相闻，岂非遗教乎？曰：相则是矣，法则未也。
禅门扫除文字，单提‘念佛的谁’一句话头，以为成佛作祖之基，试问三藏圣教有是法乎？此时设立研究会，正为对治此病。”
[39]即以救治当时佛教界流行的弊病，振兴佛门为宗旨。
研究会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听者踊跃，造就佛教、佛学名僧名士众多。
杨文会治佛学在早期曾对佛教各宗均有涉及，正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说：“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
此二菩萨，释迦遗教中之大导师也，西天东土，教律禅净，莫不宗之。”
[40]而到中年以后，他归心净土。
他曾对自己治佛思想的这种转变作过说明，尝云：“予初闻佛法，惟尚宗乘，见净土经论，辄不介意，以为著相庄严，非了义说。
及见云栖诸书，阐发奥旨，始知净土一门，普被群机，广流末法，实为苦海之舟航，入道之阶梯也。”
[41]他对明代“四大高僧”
，即莲池、紫柏、憨山、蕅益尤为推崇，以净土学说折中各宗及内外学说，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
有人评价杨文会的佛学思想说：“在思想上，他推崇《起信》；在践履上，他归心‘净土’。
同时，他又力图‘佛化’儒、道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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