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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汲取了中国儒家学说中的‘孔子旧方’，而又渗透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学说内容的著作。”
[56]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从学术角度看，未免有武断不实、牵强附会之处，但这两部书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如梁启超所说，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
，所以出版后即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
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思想学术领域出现了一波波古今文之争。
今文经学本来是传统儒学中的一个派别，为什么会被康有为等人用来作为维新运动的思想理论武器呢？原因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缺乏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那种长期的精神准备和物质积累，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思想理论方面，都先天不足，而康有为深受传统儒学的教育，不能不从历史传统中寻找自己的力量所在，采取一种“复古”
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主张。
尤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的影响在社会上根深蒂固，如果不打孔子的旗号进行维新变法，将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
康有为对此很清楚，指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57]此外，就学术特点而言，今文经学本身具备了比古文经学更多的可供康有为利用的内在因素。
古文经学专注古代文献资料的整理，学风较为拘谨，今文经学长于思辨，强调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
，学风比较灵活。
正因为如此，今文经学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大的思维空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思想观点。
由此看来，康有为选择今文经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自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今文经学毕竟是传统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封建性、落后性的内容，这就给维新思想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今文经学的局限性暴露得日益明显。
康有为却不识时务地固守今文经学阵地，坚持尊孔立场，成为反对革命潮流的保皇党党魁，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19世纪90年代，经过康有为等人的鼓**，今文经学盛行一时。
从其就学者有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韩文举、麦孟华、林奎、龙泽厚、叶觉迈等，皆为《公羊学》信奉者，形成一个以讲今文、倡改良为宗旨的新学派。
如在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讲席时，即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纲要为蓝本，制定学堂章程，“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
，[58]兼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向学生灌输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出蔡锷、林圭、秦力山等学生多名。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门弟子在孔子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为孔教派，认为孔学与佛教、基督教一样，同样是宗教，尊孔子为教主。
此派代表人物为陈焕章。
陈焕章宣扬孔教最力，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北京创办孔教大学，祭天祀孔，丑态百出。
另一派为孔学派，以梁启超为代表，把孔子视为学者，孔学是学术而非宗教。
三、今古文经之争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作为传统儒学中的两种意趣、风格截然不同的思想学术流派，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这种矛盾和斗争古已有之。
两汉时期，今古文经之间的斗争尖锐、激烈，延绵不绝。
晚清时期，今文经学再度崛起，同样上演了今古文经之争的历史场面。
不过，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等原因，晚清时期的今古文经之争带有新的历史特点，与两汉时期的今古文经之争不能同日而语。
康、朱之争主要是学术性质的讨论。
讨论围绕着今古文经的是非问题而展开，同时也涉及治学态度及“中外之变”
等现实政治问题。
在今古文经的是非问题上，康有为持“尊今抑古”
的立场，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之学的正宗经典，而古文经学则是刘歆的作伪。
他说：
孔子作六经，为后世之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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