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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
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
[34]确切说来，龚自珍的开拓作用应该是纳今文经学于政治一途。
魏源是与龚自珍齐名的进步思想家。
魏源（1794—1856），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他研习过理学、汉学，后受学于刘逢禄，宗今文经学，著有《诗古微》《书古微》《西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董子春秋发微》《公羊春秋论》等。
他与龚自珍一样，不屑于皓首穷经，饾饤考据，而怀有经世之志。
他反对汉学、宋学的繁琐、空疏、无实无用，主张用今文经学救治学术上的弊病，指出：“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汉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35]魏源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
观点解释历史，指出：“五常不袭礼，三王不沿乐”
，[36]社会历史是在变化中前进发展的。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就是他发出的变法呼声。
1855年（咸丰五年），魏源写成《书古微》，对东汉经学家杜林献出的漆书《古文尚书》提出质疑。
《古文尚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争议很大的典籍之一。
汉初，伏生用隶书写出《尚书》29篇，称为《今文尚书》。
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从孔壁中获得用古字写成的《尚书》竹简，这便是《古文尚书》。
孔安国校读一遍，发现古文本比今文本多出16篇。
后来《古文尚书》亡佚。
东汉初，经学家杜林曾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后由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遂使《古文尚书》大彰于世。
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年在位）时，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古文尚书》25篇和孔安国的《尚书传》，后来流行的本子就是以此和《今文尚书》的混合。
这个本子真伪混杂，引起了后人的怀疑，如宋代的吴棫、朱熹便提出质疑。
清初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旁征博引，证明了东晋梅赜所献为伪书，对经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但阎氏却对东汉的《古文尚书》持肯定态度，认为无论是孔宅发现之书，还是杜林所献之书，“皆载在史册，确然可信者也。”
[37]魏源的《书古微》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否定东汉时代的《古文尚书》。
他认为，汉代的《尚书》只有一种，不分古今，学者“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异不过什一，初非判然二家也。”
然而，从杜林声称得到漆书《古文尚书》后，“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今文遂为所压。
及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亦废。
国朝诸儒知攻东晋晚出古文之伪，遂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说为真孔安国说，而不知如同马牛之不可相及。”
[38]魏源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东汉古文本的不实之处，指出：“杜林、马、郑之古文依讬无稽，实先东晋梅传而作伪，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国，而又郑背马，马背贾，无一师传之可信，”
遂使《尚书》之“微言大义几息灭于天下”
。
[39]这就把东汉《古文尚书》彻底否定，推倒了汉学古文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并通过全面肯定《今文尚书》，树立了今文经学的权威性。
魏源对《古文尚书》的这番辨析、考证，不是为经术而经术，而是“以经术为治术”
，也就是本着通经致用的宗旨，从中寻求治国的方案。
他在《默觚·学篇九》中写道：“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
[40]
从咸同年间到光绪中期，由于清王朝调整了文化学术政策，汉学余威尚炽，程朱理学起而复兴，今文经学为主流学派的声势所掩盖，一时行而不彰，但仍有一些学者于此独有钟情。
如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曾从今文经学家宋翔凤游，对宋翔凤、刘逢禄甚为钦仰，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写成《论语注》，对今文经学的“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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