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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淇称他“继师志以成书，守疏不破注之例，于何邵公之说有引申无背畔。
其所征引，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网罗无遗。
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
礼制多采师说，笃守郑氏于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于‘三世九旨’诸说，阐发无余蕴。”
[28]
清代今文经学经过庄存与、刘逢禄、凌曙、陈立等人的努力，不仅打出了旗号，而且在资料整理，阐发要旨等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绩，为它的复兴打下基础。
当然，以上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始终把今文经学的研究限于学术的圈子里，他们本人无意当变法改制的政治家，而终以经师自居。
晚清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魏源则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在今文经学中注入了“经世致用”
的精神，把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
初治汉学，28岁时赴京会试，结识刘逢禄，改治今文经学。
他在一首诗中记叙了这种变化：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29]
他的主要经学作品有：《说中古文》《太誓答问》《春秋决事比》《六经正名》《五经大义终始论》等。
散佚的还有《左氏决疣》《群经学官答问》《诗非序》《非毛》《尚书序大义》等。
与其前辈相比，龚自珍的不同之处在于并不拘泥于经书章句的辨析，而是注目现实问题，假治经讥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
龚自珍根据今文经学“变易”
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思想。
他说：“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
是故箕子朝授武王书，而夕投袂于东海之外。
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
[30]由“据乱”
而“升平”
而“太平”
，都遵循了“变易”
的法则，古代如此，后世亦如此。
他还认为，国家现存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实行改革才能消除，指出：“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
[31]他对清王朝的种种腐败现象作了尖锐的揭露，发出了“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32]的变法呼声。
龚自珍好公羊学，但对西汉公羊家的观点并不盲从，反对谶纬迷信之说。
他认为不能以《公羊春秋》附会一切，“如欲用《春秋》灾异说《洪范》者，宜为《洪范庶徵传》，不得曰《五行传》”
，主张还《周易》《洪范》《春秋》本来面目，“以《易》还《易》《范》还《范》《春秋》还《春秋》”
，[33]以避免把灾异迷信混淆在其中，妨碍“微言大义”
的真正发挥。
龚自珍首先把公羊学研究和批判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有力地冲击了乾嘉汉学崇古拟古、不问现实的学风，在近代思想史上树立起一代新风，启发了后来的思想家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评价说：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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