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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二，以儒学的“致用”
精神来融通汉学和宋学。
传统儒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实用性。
无论是先秦时的孔孟，还是后来的程朱，都强调治学的“致用”
意义。
汉宋学调和论者便据此揭示汉学、宋学所包含的“致用”
精神，试图使之调和。
“精研汉学，服膺宋儒”
的陈庆镛从儒学的实用性出发，看到汉学、宋学的一致性。
他说：“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
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
[14]曾国藩进一步阐述了汉、宋学在“致用”
性方面的内在联系。
他把汉学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
，把宋学宗旨提炼为“即物穷理”
，认为二者在基本精神上是相通的。
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
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钧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
[15]他还认为，“即物穷理”
，也不是朱熹的发明创造，而是古来圣贤共同遵循的治学原则。
他说：“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
[16]在他看来，汉学讲的“实事求是”
，宋学讲的“即物穷理”
都贯穿着传统儒学的“力行”
“致用”
的务实精神，是二者调和的基础。
其三，汉宋学各有所长，不容偏废，应该互相取长补短。
晚清的一些学者看到，汉学、宋学各有自己的长处。
汉宋之争只能导致二者各自抱残守缺，排斥对方的结果，妨碍儒学的发展，由此提出汉、宋学不可偏废的主张。
方濬颐说：“训诂、义理二者不可偏废。
何有汉、宋之分哉？今之讲汉学者目宋学为空疏，讲宋学者诟汉学为穿凿，于是有专宗汉学者，有专宗宋学者，判然两途，几乎不可复合。
虽通儒正士犹不免泥门户之见而斤斤焉，谓吾之师承在此，凡彼之沿讹踵谬者，皆宜屏绝焉。
累牍连篇，互相攻击，歧汉宋而二之。
一若言训诂，则义理可勿谈；言义理，则训诂可勿论也。
呜呼！
是直学中之蠹矣。
恐汉宋诸儒亦未必乐有此高足弟子也。”
[17]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用“道器相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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