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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总结了清代康乾以来的汉宋学发展状况，指出：汉学的流弊在于“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
，宋学的缺陷则是“摒弃考证为不足道”
。
二者都因排斥对方，把自己的长处变成了短处。
他说：“夫学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以考证，虽其说甚美，而训诂制度之失其实，则于经岂有当焉？故裕钊当以为道与器相备，而后天下之理得。
至于本末精粗轻重之微，是不待以说之辨而明者也。”
[18]也就是说，汉学重于实证，宋学长于思辨，这些功夫都是治学不可缺少的基本功。
二者相斥，学则弊；二者相济，学则益。
正如方濬颐所说：“学一而已，不穷经不可以为学，不讲道不可以为学。
穷经者何？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义理之学也，宋学也。
有训诂之学而后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不邻于穿凿。
二者相需为用，而弗容以偏胜也。
……然于训诂之非义理弗明，义理之非训诂弗著。
合朴学、正学而一以贯之，无穿凿之害，无空虚之病。
斯处则可以为师儒，出则可以为卿相。”
[19]
调和汉、宋学的主张不仅出现在宋学营垒中，而且在汉学营垒中也得到回应，可以说是当时学界流行的一种带普遍性的观点。
由于亲身经历了考据学的衰败及受到理学“复兴”
思潮的影响，汉学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放弃了固守门户的立场，开始对乾嘉汉学进行反省，把学术目光移向宋学，主张在经学研究中借鉴宋学的一些方法来弥补考据学的不足。
陈澧、丁晏、顾广誉、黄式三及其子黄以周等人就是当时主张融合汉宋的著名汉学家。
陈澧等人对汉学流弊同样具有清醒的认识，看到汉学末流只重考证，忽视义理的危害性。
陈澧批评说：“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身读诵各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等耳。
此风气急宜挽救者也。”
[20]他们摈弃门户之见，肯定宋儒的学术地位。
丁晏认为，朱熹治学对注疏极为讲求，说宋学不讲考证是不对的。
他说：“窃谓为学之道，莫先于读经；读经之法，莫先于读注疏。
注疏之学，朱子教人之学也。”
又说：“余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
汉儒正其诂，诂定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
二者不可偏废，统之曰经学而已。”
[21]他看到汉宋学各有长短，互为补充，完全可以在“经学”
的旗号下统一起来。
晚清时期的汉宋合流不仅表现为有关学者的呼吁提倡，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体现汉宋融合特点的学术著作。
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夏炘的《檀弓辨诬》《述朱质疑》、顾广誉的《学诗详说》、黄式三的《申戴氏气说》、黄以周的《对义利问》《德性问学说》等篇章，都是汇通汉宋的经学著作。
邵懿辰和夏炘都是学宗程朱的宋学派学者。
邵懿辰在道光时曾随桐城派大师姚鼐高弟梅曾亮习古文辞，后又拜唐鉴为师，讲程朱理学，晚年转攻经学。
他的学术主要由程朱理学、古文辞学和经学三部分组成，然而起主导作用的是程朱理学。
在治学问题上，他主张汇通经学、理学和古文辞学，指出：“经者，天地之心；史者，天地间簿籍也，必木板刻之精善而究心焉。
外此，宋儒者言理、道之书，乃经之支流，亦天地之心所寄。
韩、欧以来之述作言文而行远，乃释经作史之准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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