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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宋合流”
汉学的衰败给宋学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理学派学者乘汉学之衰对汉学进行攻击，挑起了新的汉宋之争。
方东树写的《汉学商兑》便是嘉道年间宋学攻击汉学的代表作。
《汉学商兑》成书于1826年（道光六年），时方东树居广东，客阮元幕。
身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学主汉学，辑《皇清经解》，与方氏治学路向不同。
《汉学商兑》是一部学术论辩性质的著作，以“辟汉扬宋”
为宗旨，仿朱熹《杂学辨》的体例，引文辨文相间而行。
该书全面地讨论了汉宋学论辩的诸问题，如学术来源、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几乎所有的汉学名家，正如方东树在《序例》中所说：“首溯其（指汉学）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
。
[10]称得上是宋学对汉学的一次总结性清算。
继方东树之后，抨击汉学的还有贺瑞麟、邵懿辰、方宗诚等人。
但是，方东树等人的激烈排汉并没有在晚清学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是因为汉宋学在晚清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合流而不是对峙，挑起汉宋之争不合时宜。
另外，《汉学商兑》观点偏激，带有门户之见，受到不少学者的非议。
清末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批评说：“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及攻汉学。
平心而论，江氏（指江藩）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
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
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
[11]。
在对待汉学的问题上，晚清宋学派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排汉主张，另一种是融汉主张。
大致来说，在嘉道年间由于方东树等人的鼓**，理学中人以辟汉为时尚，排汉论占了上风；至同光时期，随着整个儒学内部的变化，调合汉宋的观点渐取上风，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走向。
此期的许多理学要人，如曾国藩、朱次琦、夏炘、徐桐、成孺、刘熙载等都力主此论，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宋合流的问题。
他们提出的融合汉宋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用“孔门四科”
的旗号化解汉、宋学的对立。
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汉学、宋学都看成孔门儒学的一部分，它们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均为达到圣贤境界的门径。
曾国藩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
此四者缺一不可。”
[12]在他看来，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孔门中的一门具体学科，其所关注的侧重方面虽有不同，但是所本的宗旨、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有着共同性。
“此四者缺一不可”
，便是对汉、宋学的共同性的肯定。
这种共同性便是汉、宋学相互融合的基础。
朱琦也说过：“学之为途有三：曰义理也，考订也，词章也。
三者皆圣之道也。”
他把京师比作“圣人之道”
，把汉、宋学分别比作通向京师的东路和西路，无论是循东路，还是走西路，都能到达京师。
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点而言，“出于东与出于西无以异也。”
他说：“夫道犹京师也，学者所从入之途，或义理，或考订，犹途有东西之分，其可以适于京师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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