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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改革与社会变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语言文字的改革不是孤立存在，单独开展，而是和“文界革命”
、教育革命、乃至整个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同步展开，形成相辅相成之势，成为晚清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变革为语言文字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语言文字的改革反过来深化了社会变革的内容。
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改革语言文字的要求日益强烈，改革的宗旨和思路也愈显明确。
许多有识之士把文字改革与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考虑，反思传统汉语利弊，痛陈汉语改革的重要性，为汉语改革的推行大造舆论。
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宋恕、谭嗣同、沈学、马建忠、王炳耀、黄遵宪等人，都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语言文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鼓吹者。
主张语言文字改革的有识之士从爱国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文字改革问题，认为文字改革与国家富强息息相关。
沈学指出：“既文事凌夷，外患蠭动，当此痛巨创深之际，莫不欲自强为计。
……窃谓自强陈迹有三：一、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
二、美洲之强……亦切音字为之；切音字易达彼此衷曲，上下无隔膜。
三、俄国日本之强……其势由上借本国切音字，翻译太西富强书，令民诵读者也。
三者莫不以切音字为富强之源。”
[11]他用欧美各国、日本为例，强调了文字改革对于国家富强至关重要，言辞不免夸大，但其良苦用心则赤诚可见。
基于这种认识，沈学把文字改革视为当时中国所有改革事业“最先”
要“变”
者。
他说：“今日之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所说如异，所志则一，莫不以变通为怀：如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
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
文字之难易，智愚强弱之所由分也。”
[12]梁启超亦大声疾呼：“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
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
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
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二十人。
虽曰学校未昌，亦何遽悬绝如是乎？”
[13]这些主张与沈学的观点完全一致。
文字改革的倡导者用新时代的理念对传统汉字进行反思，揭露弊端，痛陈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他们认为，中国文字的突出弊端就是过于繁难，言文分离，难学难记，不切实用。
蔡锡勇指出：“尝念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繁难；仓史以降，孳乳日多；字典所收，四万余字；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
……童子束发入塾，欲竟其业，慧者亦须历十余年；如止读数年，改操他业，识字有限，类不能文；在妇女更无论矣。
缘文字与语言各别，识字读书，兼习其文：记诵之功，多稽时日也。”
[14]有的论者把中国文字的衰敝与八股取士、繁琐考据联系起来进行批评，试图揭示汉语衰敝的深层原因。
温灏指出：“中国之文字……洎乎秦汉以后，经生家务为考据，于是字学诸书，浩如渊海，士有至皓首穷经，而未能尽明其字义者。
至唐宋以诗赋论才，有明以八股取士，文愈繁则治亦愈衰。”
[15]王炳堃也批评说：“国朝功令，以文字取士；乡会二场，取以文；殿试朝考，取以字；有因一点之误，半画之讹，竟遭勒帛。
以字学之难也，士穷一生之力，在于文字，何暇及他学哉！”
他感慨说：“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
[16]这些批评都十分切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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