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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扩大了纪传体史书的容量，成为后起各正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造后的《汉书》十志在记述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历史撰述的成熟程度上，是其他史著很难企及的。
后来书志体逐步发展，并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形成史学流派之一的典志体，也与《汉书》十志撰写成功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汉书》对列传的改动也很大。
它适应历史的变化，去掉世家，把这部分内容并入列传，简化了纪传史体。
《史记》的列传在体例上很不一致，《汉书》作了整齐划一的工作。
它改变了《史记》传主年代顺序混杂不一的状况，所记人物大体以年代顺序相次，读者批阅可参照前后，容易获取对各历史阶段的全面认识。
它改变了《史记》列传编排凌杂参差的做法，基本是专传合传在前，类传统一编排在后，类传的顺序也是先中国后四夷。
这就使全书眉朗目清，条理分明，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它也改变了《史记》列传随意命名的方式，基本上统一以姓名标目。
这体现了史、汉的圆方差异，难评高下，但《汉书》篇目整齐，对后世影响要大一些。
在体例上，《史记》的“圆而神”
，与《汉书》的“方以智”
各具特点，又能各极其致，因而未可轩轾。
但是，“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
[59]，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
三、多种专史领域的开拓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新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大史书记事范围方面作出重大突破。
在这个突破中，班固既为人们提供了广泛丰富的知识，显示出《汉书》的博洽，又对封建社会及历史问题作了积极探讨，阐发出他成熟的历史见解。
书中各专门史的撰述围绕着国家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几个方面展开。
对国家职能的阐述在书中占首要地位，成就也最大。
《礼乐志》对《史记》的《礼书》、《乐书》作了大量改订增补，是《汉书》阐述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
篇中以礼为重点，首先阐述了礼乐的各自功能和它们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接着叙述了周至东汉初礼乐制度演化情况。
本志的主旨是汉代没有建立起与其统治规模相适应的礼乐制度，这是不能以王道化天下的根本症结。
礼乐是封建政治的核心，后起诸史的书志中一般都有这部分内容，但能写出《汉书·礼乐志》这样水平的却不多。
《刑法志》是《汉书》新创立的篇目，也是书中写得最好的篇章之一。
志中介绍了由古至汉兵刑制度演化梗概，重点叙述的是汉代法制情况。
班固在志中探讨了刑狱失平之由，结合东汉初期的社会现状，提出很有价值的使政清刑平的具体建议。
体现了他政治主张的切实，也表现出他把历史引入现实的撰史倾向。
可贵的是，班固还把法制与教化结合起来做了综合考察和研究，指出以教化为本，以刑法为辅才能收到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效果。
《刑法志》是简明刑法史，也是封建社会的法制教科书。
它开启了史书和政书中刑法志的撰写，也是古代刑法专著的滥觞之作，在史学、法学和社会政治、法制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地理志》也是班固的一个创建。
志中详述了古今地理沿革、汉代行政区划、户籍人数、土俗民风、各地物产等。
志中有关国家职能的记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各郡国的详细记载，反映西汉的政权结构和大一统规模；二是通过考察各地风俗，为国家因地制宜地施行统治提供依据。
《地理志》的撰写在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大大发展了《禹贡》的记述方式，成为后世史书中地理、郡国诸志的典范，也对地志诸作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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