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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西汉的信史而受到人们钟爱，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西汉历史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班固对《史记》所作的“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56]的评价，也是他对《汉书》的根本要求。
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
[57]的恶政；成帝宠信赵氏姐妹，毒杀亲子的罪行；诸侯王的奢**不法；酷吏的草菅人命……都在《汉书》中得到如实记载。
班固对史学的鉴戒作用有明确的认识。
他以对历史的准确记述为基础，展开了对西汉历史问题的研究。
通过揭示昭宣中兴时期以及宣帝统治前后期社会、民情和统治政策的细微变化，《汉书》用生动的事实说明统治政策并无万应灵方，只有随着历史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同时，书中也交代出在变化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抓住治民这一封建政治的关键环节是霍光、宣帝和魏相、丙吉的共同成功经验。
这又为统治阶层指明了治国的根本大计。
这样的记载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显示出班固历史考察的深度，证明了《汉书》珍贵的实录价值和鉴戒功能。
二、首创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在历史编纂学上是一个创举。
此前“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
《春秋》述鲁文，止哀公。
《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
没有任何一部史书完整记载过一个朝代的历史，这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往往与朝代更迭相结合的特点没有取得一致，是史学落后于社会的表现。
自《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
[58]，才改变了这种状况，揭开了史学发展的新篇章。
断代史虽然有不易反映历史发展联系的弱点，但它的优点还是主要的。
尤其是断代史与纪传体相结合，使它们各自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为记载中国历史，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是传统史学中其他任何史体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正因为如此，《汉书》的创建得到历代史家的尊重和历史的认可，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流派，得到充分发展。
现存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等书之外，其余各史都是断代体制。
从晋到隋这一史学繁荣期出现的大量史书，也多是断代史，自唐以后更形成官设史局为前朝修史的制度，使中国古代历史记载连续不断，构成完整系统。
这是《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史记》首创纪传体是中国历史学成熟的标志。
《汉书》继《史记》而起，它对于《史记》体制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也出于断代需要，对《史记》体例作了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
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推动了纪传史体的进一步发展。
《汉书》对纪、表、志、传诸部分都作了改造、补充，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功能，确立起整齐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史记》的本纪体例繁杂，五帝、夏、商、周、秦、项羽各本纪的写法都很不同。
《汉书》则把本纪统一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大事记，确立了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
《史记》的项羽、高后二本纪，名曰本纪，实则传体。
《汉书》对本纪作出统一要求，如《高后纪》只详大事，摒弃琐碎，把一些具体史实归入相应列传中，这就使本纪体例更为严整，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纲领作用。
至于志、表，《汉书》除在笔法上更为严谨外，主要是新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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