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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
。
人们的行为与施政措施是关乎社会兴衰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次要地位。
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
他说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
而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
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
他不便指出的当世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
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
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谋的重要，把“知天道”
“信天道”
，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
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
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
[158]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
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
[159]对天赋予自然属性，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
这反映了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祭祀、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作了揭露批判。
他指出要想寿考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
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迷、误、惑的表现。
他说：“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佑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富贵，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
[160]这个揭露很深刻。
四、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的理论探索
仲长统的历史理论发端于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人关系论。
神学宇宙观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体系的理论核心，在社会历史领域，三统循环、五德终始的历史演化程序，是神学目的论合乎逻辑的推理结果。
作为对立面，由天意反对论进而推广到人文主义的历史演化说，则是唯物主义思想家理论扩展的客观必然。
仲长统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政治理论色彩。
他在社会动力的探索上，抬出人事来与天道对抗，但在立论上只限于社会历史的说明。
就现有材料看，他没有从哲学角度对世界本原及世界的物质属性进行理论阐述，因而在理论体系的严密和立论根据的坚实程度上稍逊于王充、王符。
可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在对人事作用的阐述，对三统循环、五德终始理论体系的破坏，特别是对天命论的较彻底抛弃方面，却较王充前进了一步。
仲长统对历史的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社会的治乱经历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没有关系。
三统循环、五德终始、五行生克、质文相救等学说理论，被排斥于他的理论构架之外。
他将历史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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