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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它们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
所以“孔子称庶则富之，既富之则教之。
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
[150]。
既然如此，他把富民与教化结合起来，指出抓住这两个环节就抓住了治国的关键。
他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
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正学为□。
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
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
[151]他的德化说既讲化民，又讲富民，是全面赅备的。
在社会经济领域，他主张农桑日用为本，反对浮游末作、奇技**巧；主张足衣足食，反对奢侈腐化。
对于当时社会上颓靡奢侈的种种表现，他深恶痛绝，进行了系统批判。
在国家政治中，王符认为君主居于关键地位。
他指出：“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
[152]对此，他做了具体论证：“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
上圣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尧、舜是也。
其次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而致刑错，文、武是也。
再次明好恶而显法禁，平赏罚而无阿私，故能使民辟奸邪而趋公正，理弱乱以致治强，中兴是也。
治天下，身处污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乐，近顽童而远贤才，亲谄谀而疏正直，重赋税以赏无功，妄加喜怒以伤无辜，故能乱其政以败其民，弊其身以丧其国者，幽、厉是也。”
[153]在封建社会里，这个观点是很现实的，对于君主的规箴意义也是很突出的。
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君主当会从中获得教益。
治理国家除德教外，还必须抓住法制这一环。
王符不是那种以为只有德教就可以收到万能效果的腐儒，他对刑法的作用有很正确的认识。
他特别说明：“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
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救）世之言也。”
对于法令的地位，他这样强调：“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
先王之政所以与众共也，己之命所以独制人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
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
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
[154]
三、仲长统的天人关系论
仲长统继承并发展了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成果，以严密的理论思维和大胆的反传统勇气，对正宗神学思想的核心——天人感应说进行挑战，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
的理论命题，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事与天道是治理国家的两个要素，但他所取的天道是指“顺四时之宜”
的自然法则，而“备于天人之道”
的神学虚构则被他摒弃于“治天下之本，理生民之要”
之外。
他引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丙吉、魏相、陈平、周勃、霍光等“二主数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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