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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随着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不同的政治主张竞相揭出，不同流派的私家讲学和各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述逐渐发展。
儒墨显学之争已揭开了文化争鸣的序幕。
战国以后，新成长起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处在统一中国的激战之中，他们希望从思想家那里吸取新的学说和营养，礼贤下士成风，学术政策宽容，为士人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探求创作新的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促使不同观点的各种著作雨后春笋般涌现，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家纷然并存，相互驳难，形成了错综复杂、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
百家争鸣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多思想家智慧的结晶。
百家争鸣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文化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古代理性文化已经达到了博大的、难以攀登的高峰。
它的出现，不仅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千多年来，历史上的许多思想都可以从战国诸子的学说中找到源头，甚至今天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我们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诸子那里发现头绪。
第二个时期，秦汉。
这是中国文化的成长时期。
此期以封建经济政治制度为基础，以汉民族形成和各民族交往的加强为背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格局。
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有清一代。
秦皇朝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一统政权，为思想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力图构建起服务于大一统政治的以文化专制主义为特色的文化体系。
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强制性的文化统一没有产生与封建政治共同发展的结果。
经过多年的探索，儒家思想最适应封建政治的需要，渐成政治家们的共识。
汉武帝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国策，将儒家经学正式确定为官学，以政权力量树立起儒家的权威。
在解决汉代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方面，儒家思想充分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
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汉武帝在政权建设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努力开拓进取，扩大了封建大一统政权的政治影响。
通西域和开发西南，使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封建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格局逐步形成。
其后，汉宣帝亲自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以皇帝兼宗师、教主身份裁决五经异同，这是以皇权专制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思想的标志。
宣帝开始注意用符瑞粉饰政治，在白虎观召开经学会议，形成封建社会的法典性文献——《白虎通义》，儒家政治伦理原则在社会得到全面落实。
第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
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文化结构经历了一次更新和充实的过程，到隋唐五代时期终于发展到了光辉灿烂的阶段。
两汉时期神学化的儒学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
然而，从汉末起，社会环境的巨变以及自身方面的原因使得儒学式微。
以玄学为先导的多种文化因素竞生并长，不但一变百草萧疏而为万木争荣，而且也为道教从原始幼稚走向完备成熟、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
经过不断的调整组合，到南北朝后期，儒释道三家并立主导文化的格局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口的频繁流动与接触，使得异质性十分鲜明的胡汉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可避免。
入主中原的胡人在被汉文化涵化融合的同时，也为汉人注入了胡文化的新鲜活力。
在南北交往过程中，文化的进步逐渐泯没了民族隔阂，中华文明在登上一层新的台阶后，终于进一步实现了在根基方面的趋同。
然而，由于长期分裂隔绝，又使得南北文化的地域特征明显存在。
南人善创新，北人重传统；南人重文，北人尚武；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学问渊综博广，凡此种种，都是这一时期南北文化趋异性的表现形式。
隋唐五代的文化总结和继承了前代的成果，同时，又以博大的胸怀、恢弘的气势，吸收了当时域内外各民族文化的精华，造就了此期各部门文化的大发展，从而形成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高峰。
隋唐统治者确立了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存主导文化的格局，同时注意对南北文化差异进行沟通，并对胡汉文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
到开元、天宝年间，终成盛唐气象，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的文化天空，群星灿烂，涌现出了一大批包括李白、杜甫等在内的文化巨匠。
唐中后期的文化则在多元的、深层次的发展过程中，又开始了结构上的局部调整，经五代的发展，为宋代文化的再度高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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