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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政治形态有别于“道统”
（文化），后者是更具本质性的历史信息。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观察，他很早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说：“较之西方，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
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融合在一起”
。
“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他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
，“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
[6]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
由于近代中国时移势易，它在被迫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列强环伺，岌岌可危，传统的“治统”
、“道统”
认知，对于国人来说，已失去了合法性与说服力。
故我们对于近代中国问题的解释，只有从中国原本的文化特质入手，才能摆脱上述的困窘，而呈豁然开朗的新境界。
事实上，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亟，智士仁人探寻救国真理，前仆后继，实已逐渐超越乃至全然摒弃了“治统”
、“道统”
传统的概念、范畴。
他们对传播与仿效西方近代民主的政治形态，不以为忤；但对于中国文化（并非道统）的认同问题，却视若命脉所在，是非曲直，在所必争，以至于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绵延不绝。
鸦片战争以降，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并不影响他在《海国图志》中对美国的议会政治表示欣赏；康有为主张“保国、保种、保教”
，也不影响他借助今文经学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三世说”
，倡言将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以变革传统的君主专制；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立宪还是共和的著名争论，其分歧的实质并不在于否定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只在于确定哪一种政体、改良还是革命更适合于国情而已。
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无不将传统的“治统”
说置之脑后，而力图将西方政治形态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从而彰显了上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政治与文化相融合，但文化才是更为本质的认同所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文化，却非韩愈所说的孔孟之道之“道统”
，它是大概念，指中国固有文化本身。
对于这一点，既是主张共和革命的革命党人，同时又是以光大国粹为己任的著名学者，一身二任的晚清国粹派，表述更具典型性。
在他们看来，与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相较，文化危机才是近代中国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
“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告终古矣。”
[7]他们提出“国学、君学对立”
论，将自己一身二任的角色统一了起来：中国文化本有倡言民主共和精神的“国学”
在，只是秦以后君主肆虐，主张专制主义的“君学”
盛行，致令“国学”
隐耀不明。
为此，刘师培专门写了《中国民约精义》一书，阐发所谓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民权思想。
故他们主张“复兴古学”
，宏扬国粹的目的，正是为了助益现实的共和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
不仅如此，章太炎等人还激烈地批判儒学，是著名的反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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