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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君主专制与儒学独尊，二者互为表里，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都形成了对人的束缚。
其为祸之烈，即在于扼杀思想，禁锢人心，使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失去了内在的活力。
故章太炎著有《订孔》，借日人远藤隆吉的话说：“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
国粹派的文化认同，全然超越了“治统”
、“道统”
传统的观念，更是显而易见的。
曾主张“全盘西化”
的胡适曾评论说：清末“保存国粹运动”
，其中许多支持者多是革命党人，“这个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
[8]“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
可以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
，即认同中国固有文化的情结相融合，若将此言作正面和积极的理解，它恰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观点。
应当说，国粹派诸人还未能完全摆脱中外比附的弱点，但经孙中山与李大钊，此种思想更推进了一大步。
手创共和的孙中山，同时首倡“五族共和”
，并主张继承民族精神、振兴中华，他以文化认同应乎浩浩****的“世界潮流”
与中国政治形态革故鼎新的时代取向，就愈显其理性的光华。
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提出的“新中华民族主义”
，更明确地将文化认同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民主共新国体的认同，以及与中华民族新格局的认同统一起来，并视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扬的新主义、新精神。
他说：
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于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
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
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早已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
然而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
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
[9]
1921年初，陈嘉异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上发表长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反对简单否定中国文化，他说：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本身即具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而尤以民族精神为其根底，最能运用发展者也”
。
人们多以为近代中国的进步只是引进西洋新思想的胜利，而不知旧传统的阻力所以如此迅速归于淘汰，其“具有此淘汰作用之根本潜伏力，即余所谓吾族有此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天才是也”
。
陈嘉异并不否认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弱点，但他同时却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近代西洋新思想所以能在中国安身立命，产生积极的影响，归根结底，还在于中国民族精神的生命活力，为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承接面，从而得以融入有机整体，化育为民族新的生机。
其见解对我们的启发就是：近代国人超越了“治统”
、“道统”
传统观念，其历史文化认同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原因除了民族主义提供重要内驱力外，重要一点就在于，上述中国文化的特质富有思想张力，即具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
和“具有此淘汰作用之根本潜伏力”
。
近年学界喜欢用“内在超越”
和“创造性转换”
等概念，来说明中国固有文化所以能适应现代，生生不已。
这颇传神，也不失为深刻；但若进一步问：中华文化缘何能实现此种所谓的“内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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