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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他特别强调：“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3]这里彰显的是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
这与儒家经典《中庸》所说的尧舜文武之道，在内涵与境界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中庸》有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特载，无不覆帱。
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4]是言虽重在颂扬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但它同时也指明了孔子儒家所继承光大的尧舜文武之道，追求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包容天地博大而和谐的境界，这里并无后世所谓的“治统”
、“道统”
之分，其内涵也绝非二者所能涵盖。
其后有了以“治统”
与“道统”
并列，后者的内涵更进一步窄化了。
换言之，早年儒家所“祖述”
与“宪章”
的尧舜文武之道，归根结底，就是指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它可以涵盖后人所说的“治统”
及与之相对待的“道统”
在内，却不容等量齐观。
如果我们注意到先秦秦汉之际的儒家十分强调以文化高低辨夷夏的夷夏观，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之，指出在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鹿中原的各类政权都会从“治统”
、“道统”
两方面，亟力宣扬自身的正统性即合法性，是必要的；但还需要进一步指出：在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政治与文化融为一体，文化才是民族认同更为本质的规定。
《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韩愈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
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都是将政治与文化融为一体的表述。
清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在祭告黄帝文中这样说：“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
。
[5]所谓“继道统而新治统”
，无异于是说：“道统”
当继，而“治统”
则不免适时更新。
这固然是为新立的清王朝说项，但它毕竟也透露了“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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