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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他学有所成，就回到了美国，帮助建立了国家设计院。
接着在1832年，他第二次出访欧洲归来时，在轮船吸烟室的一次偶然谈话使他萌发了探索“借助电同步传递信息”
的可能性的想法。
他实际上发明了一种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装置，但是十二年后他的“电报机”
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甚至到了那时他仍然接连遇到一次又一次失望。
他竭力要引起国会的注意。
国会实际上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情，接着却悄无声息地中止了活动。
此后，他跟银行家们谈起了电报机，他们告诉他，他们受人委托管理别人的资金，责任重大，一个子也不能用于投资。
之后，他决定到伦敦碰碰运气，但是他又一次为此受到人们的嘲笑。
他到了巴黎，申请专利，遭到了拒绝，而等他一离开，却发现法国政府剽窃他的构想，连一个子也不打算付给他。
经过数年的愁苦和贫困，他最终赢得了一个名叫韦尔的新泽西电线制造商和一个名叫康奈尔（他给世界留下了电话线杆和一所大学）的纽约贵格会会士的好心帮助，1837年9月2日，他在纽约大学成功地将一条信息从一个房间通过一条长一千七百英尺的铜电线传递到了另一个房间。
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
国会以非同寻常的速度批准了莫尔斯建设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所必需的资金，1843年（就在他申请资金的五年后）莫尔斯就主持建设了第一个电磁记录电报，不久之后就使得费城和旧金山如同隔壁邻居，使伦敦如同纽约的郊区。
关于我们年轻的国家征服距离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吧。
除了距离之外，人类还有另外一个如影随形的敌人，就是“饥饿”
。
有人认为历史不过是人类寻找每日的面包、黄油和果酱的记录，经常哀叹说，《独立宣言》和《宪法》几乎没有体现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经济精神。
他们宣称这是因为美国的反叛在很多情况下是富人的革命，开国先驱们几乎全部属于有闲阶级，他们把剥夺大多数同胞的权利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牢牢控制“财产”
，使共和国政府掌握在“善良和精明的人”
手中。
显然，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对引导十三个州进行伟大的独立战争的人们来说是很不公正的。
的确，在很多州只有有些钱的人才能够谋取公职，而且只有纳税人才能投票，但人们不能要求社会一个阶级为了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自我牺牲，自尼布甲尼撒二世以来，财产就统治着这个世界，因此期望来自弗吉尼亚的几个种植园主和来自新英格兰的几个商人具有连我们的道德法鼻祖摩西都有所欠缺的美德是不理智的。
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和杰斐逊们都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经济学派的代表。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那些无可失去的人获得跟那些有钱参与游戏的人同等的权利和特权，那么政府就不可能稳定。
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行事的。
除了在学校学到的功课外，我们不要忘了他们那一代人不必像我们今天这样从赢利和亏损的角度思考问题。
1780年的生活相对是简朴的，还没有受到1880年诸多问题的困扰（更不用说1927年了）。
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
人们自给自足，既是屠户，又是面包师，也是蜡烛制造商。
他们的需求很少，实际上不知奢华和行乐为何物。
西部的农民通常欠着东部银行家的钱，因为他们最初购买家园，购置他们告别文明进入荒原时随身携带的牛马和车辆。
从我们殖民初期开始，债权阶层和债务阶层就有着明显的裂痕，而且两者经常互相辱骂。
当时这个国家仍然非常富庶，有足够的粮食养活田野、森林、公海上的所有人，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这是红色工厂和绿色农庄的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迫不得已靠变幻无常的贸易谋生的年轻人为数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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