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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70年代以后，导演《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一千零一夜》“生命三部曲”
的彼埃尔·帕索里尼，和执导《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月亮》（1979）等轰动一时的电影作品的贝尔纳多·贝尔托卢奇，都是值得关注的意大利重要导演。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意大利电影仍然危机重重。
意大利电影出现了两种创作现象：一方面，老一代著名导演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拍摄出优秀的影片，比如安东尼奥尼的《一个女人的证明》（1982）和《云上的日子》（1995）等影片，费里尼的《船行》（1983）等影片，贝尔托卢奇的《末代皇帝》（1987）和《偷香》（1996）、《戏梦巴黎》（2013）、《我和你》（2012）等影片。
另一方面，众多青年导演也力图以新颖的手法开创意大利电影的新局面，涌现出诸如朱塞佩·托纳托雷的《新天堂影院》（1988）和《巴阿里亚》（2009）以及《最佳出价》（2013），罗贝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1997）、《咖啡与香烟》（2013）、《爱在罗马》（2012）等享誉世界的著名导演和影片。
此外南尼·莫莱蒂也是当代意大利电影的著名导演，他以《亲爱的日记》（1994）、《儿子的房间》（2001）、《教皇诞生》（2011）等荣获国际大奖的影片，代表着意大利作家式艺术电影的重要成就。
（四）瑞典
瑞典电影素来以对电影艺术的探索而闻名世界。
1898年瑞典开始有了拍片的足迹，1911年出现了四家电影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电影整体发展状态比较艰难，世界电影市场大部分都被法国电影所控制。
这种状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改变，当时参战的法国已经没有力量再顾及电影业在海外的竞争，美国好莱坞还没有能力完全取代法国电影霸主地位。
在这夹缝中，1913年至1929年瑞典电影进入了无声电影创作时期。
年产30多部的电影产量和较高质量的艺术水平，再加上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和莫里兹·斯蒂勒两位大师的出现，标志着早期瑞典电影的崛起，也代表了瑞典古典电影学派的诞生。
斯约斯特洛姆素有“瑞典电影之父”
，他的影片多取材于北欧民间故事，带有某种传奇或神秘色彩，常常表现一种“劝人为善”
的道德伦理或赞扬“博爱”
的基督教精神，代表作有《塞尔日·维根》《生死恋》《鬼车魅影》等；斯蒂勒善于从小说中汲取灵感，风格多样化，代表作有《红花之歌》《阿尔纳的宝藏》《古庄园》《戈斯塔·贝林的故事》等，还为世界电影挖掘了一代明星葛丽泰·嘉宝。
有声电影出现以后，因为一些著名导演和演员被好莱坞挖走，再加上瑞典语言的传播范围比较小，导致一段时间内瑞典电影陷入了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出现了以阿约夫·斯约堡和英格玛·伯格曼为代表的“40年代学派”
的创作运动。
而真正使瑞典电影由低潮走向复兴的，则是为世界电影开辟现代主义哲学电影的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伯格曼20世纪40年代以《危机》《黑暗中的音乐》等影片崭露头角，20世纪50年代以后艺术创作逐渐成熟，在《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魔术师》等系列影片中，运用了意识流等复杂的结构方式和电影语言去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探讨深刻的哲理思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伯格曼的创作愈加进入了人类的心理灵魂世界，多采用室内心理剧的结构形式，创作出《犹在镜中》（1961）、《冬日之光》（1962）和《沉默》（1963）在内的“沉默三部曲”
，以及《假面》（1966）、《呼喊与细雨》（1972）、《秋日奏鸣曲》（1972）、《芬尼与亚历山大》（1981）等经典影片。
伯格曼电影一般都围绕上帝是否存在、生的痛苦和死的恐惧、人与人的难以沟通等主题展开，叙事中竭力排除戏剧冲突和故事情节，代之以意识流、隐喻、象征等表现手法，再加上伯格曼认为电影应该是“一面镜子”
的自觉创作观念，因此有人把伯格曼的影片称为“灵魂的电影”
。
20世纪60年代正当伯格曼电影享誉国际的时候，瑞典电影界发起了变革运动。
以影评家玻·维德贝格为首的电影人发起了瑞典“新电影”
运动，倡导“与伯格曼决裂”
，反对伯格曼电影过分脱离实际、过于玄妙和晦涩的创作倾向，而主张描绘社会生活，强调真实反映普通人的生活，奠定关注现实的创作基调。
在鲜明的理论指导下，瑞典新电影涌现出了维德贝格《乌鸦居民区》（1963）、《阿达伦，1931年》（1969）、《乔·希尔》（1971）和《屋顶上的人》（1976），肖曼《我的姐姐，我的爱》（1966）和《我好奇》（1967），杨·特罗尔的《生活的火花》（1966）、《移民》（1970）和《新世界》（1971），以及梅·塞特玲《恩爱夫妻》（1964）等著名影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瑞典电影在保持原有独特人文风格的同时，也在面向市场，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电影人正在以他们特有的创造力和敏锐的视角审视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不断进行着新的艺术追求和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新锐导演鲁卡斯执导的一部名为《同窗的爱》的影片问世，影片突出的特色和醒目的风格，使得瑞典电影界宣布瑞典“后伯格曼时代”
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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