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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写“现代”
教养，思想、知识和语言，当然都应该具有“现代性”
。
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现代”
并不是历史的断裂。
黑格尔曾经形象地把哲学的历史比喻为花朵否定花蕾、果实又否定花朵的自我“扬弃”
的过程。
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教养，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既力求其具有真切的“现代性”
，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
。
在写作《现代教养》的过程中，我总是从对真善美的求索而联想到哲学的历史。
人类所寻求的真善美，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崇高”
。
在人类的精神坐标上，崇高与渺小是对立的两极。
黑格尔所说的引导人类“尊重自己”
的哲学，冯友兰所说的“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
的哲学，恩格斯所说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的哲学，在其价值目标上，不都是对“崇高”
的追求吗？那么，为什么哲学的历史又是黑格尔所说的“厮杀的战场”
呢？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要“终结哲学”
呢？为什么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再是“哲学”
而只是“世界观”
呢？诉诸哲学史，我所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哲学的历史，在其价值追求的意义上，就是寻求崇高的历史；哲学在寻求崇高的过程中，却使自己变成了被异化的崇高。
因此，哲学的历史又是自我批判的历史，即不断地“消解”
那种变成了“异化的崇高”
的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使命，就是重新确认崇高的位置，也就是重新规划“哲学”
。
哲学与崇高之间的这种“四重化”
关系，构成了我的以“崇高”
为核心范畴的“前提批判”
，并形成《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这本书。
1997年，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哲学寻求崇高的历史，在其现实性上，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表征了人类历史的文化内涵。
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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