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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崔浩焚坑之举，南人所必不肯出也。
南方帝王，倾心信奉者固多，实则因并时聪俊，咸趋此途，乃风气包围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风气，不似北方之以帝者之好恶为兴替也。
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
宋文帝时，僧慧琳著《白黑论》、何承天著《达性论》，皆多曲解佛法之处，宗炳与颜延之驳之，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
而文帝亦乐观之，每得一札，辄与何尚之评骘之。
梁武帝时，范缜著《神灭论》，帝不谓然也，自为短简难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赞成缜说者亦四焉。
在东晋时，“沙门应否敬礼王者”
成一大问题。
庾冰、桓玄先后以执政之威，持之甚力。
慧远不为之屈，著论抗争，举朝和之，冰、玄卒从众议（以上皆杂采正史各本传、《高僧传》及两《弘明集》，原文不具引）。
诸类此者，不可枚举。
学术上一问题出，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兴会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诸史乘，殆不多觏也。
若北方，则唯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绝无传者，即僧徒名著亦极稀。
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
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
五胡以后，我先民之优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则匈、羯、鲜、羌诸族杂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实，非根于我国民性也。
北方之迷信的佛教，其发达之速实可惊。
《释老志》尝列有简单之三度统计，今录如下：
校者注：原误作“承明元年四七六”
，今据《魏书·释老志》改正。
校者注：原误作“七七·三五〇”
，今改正。
校者注：原误作“一二·七二七”
，今改正。
前后六十三年间[8]，而寺数由六千余[9]增至三万，僧尼数由七万余增至二百万，以何故而致此耶？试检《释老志》中所记当时制度及事实，可以知其梗概。
志云：
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沙门统’（僧正）昭玄，以内律僧制之。”
和平初，昙曜奏：“民有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
又请：“民犯重罪及宫奴，以为佛图户，以[10]供诸寺洒扫。”
并许之。
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11]……永平四年，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
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卷契，侵蠢贫下，莫知纪极。
……自今以后，不得传委‘维那’
（僧职）、都尉[12]，可令刺史共加监括。
熙平二年，灵太后令曰：“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移五百里外为僧。
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
神龟元年，任城王澄奏曰：“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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