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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议论排击，气势颇盛，而多以近代西人、西史为据。
尽管梁启超慷慨地肯定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
，是属于“能创作”
的史家，然此外“则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
，无所可取。
他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
他认为：“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耳。”
他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经世之用”
之书；以致今日想研究清朝“以来之事实，竟无一书可凭藉”
。
又说：“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
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
他认为：中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腊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
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等等，总的来看，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
的批判，立论极鲜明，而其所下断语慨然有不容分析之势，这在当时大力提倡西学、批判中国传统之学的历史条件下，在思想上和观念上，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的立论，可谓得失参半；而他的许多断语，可以说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故其论断带有明显的武断的感情色彩；二是误认为在“新史学”
和“旧史学”
之间决然存在着一条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完全对立之势。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开宗明义地写道：“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
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
这一段话，概括地说明“近世”
史家与“前者”
史家之“本分”
即其撰述特点的区别，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它的不足之处，是只看到了二者的区别，没有看到二者之间也存在一些联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至于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前者未尝有史”
，则未免孟浪。
又如梁启超论“前者史家”
缺陷之一，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
他强调近代史学与“他学”
之间联系是对的，但他这样评论“前者史家”
，也未免失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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