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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认识，多来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
梁启超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多据康德等人的学说而加以阐发，认为：“历史［撰述］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
舍人种则无历史。
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
“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撰述］之性质也。
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撰述］之精神也。”
梁启超关于地理学、人种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认识，多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些说法，即使从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
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
《新史学》第一节首论“中国之旧史”
，是梁启超为创“新史学”
而对中国“旧史学”
展开批判的论纲，而这种批判又贯穿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二文的始终。
梁启超肯定中国传统史学是发达的，甚至认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但是，他对这种“发达”
是持否定态度的。
他说：“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他说的“病源”
四端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
又说：“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
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他说的“二病”
，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
又进而认为：“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
，即“一曰难读”
，“二曰难别择”
，“三曰无感触”
。
这就是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
的总的批判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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