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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书多有天文、地理、礼制、食货、刑法等专篇，似不能断然认为古代史家完全不知史学与天文、地理、伦理、平准（或曰经济）、法律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家包括史注家对史与文的关系，以及语言、音韵、训诂有丰富的论述和实践，似也不能断然认为他们完全不知史学与文章学、言语学的关系。
至于“经世之用”
或谓“经世致用”
、知古知今，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凡此种种，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固不可与近代等量齐观，但毕竟是史学上曾经有过的事物，不应做简单的否定。
要之，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
的批判，可谓得失两存，即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
他后来撰《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讲授并编订《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对“中国之旧史”
的看法有不少变化，反映了他认识上的发展过程。
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构想。
梁启超曾经打算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区别于旧有的中国历史撰述。
他的这一计划终于未能实现，只留下《中国史叙论》这一撰述中国通史的构想，成为他的“新史学”
理论体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
本文除扼要提出“史之界说”
作为总论外，依次概述了中国史的范围、命名、地势、人种（即民族）、纪年、史前史、时代划分七个方面的问题。
其中，除纪年一节，论证以孔子生年为中国史纪年，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在突破皇朝纪年这一点上是有意义的）以外，其余各节各有程度不同的理论价值。
他在《新史学》中写了“论正统”
、“论书法”
，也可以看作是他关于中国史构想中的两个理论问题。
梁启超的“新史学”
理论体系，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它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论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
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发展，尤其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它标志着传统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结末处写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在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
，倡言“新史学”
，并把它同救国联系起来，反映了史学发展终归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
梁启超在历史撰述上的成就多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除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还有《清代学术概论》（1920）、《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等多种，均收入《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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