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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出，更定法律，其精审为欧洲冠。”
可以说，向往、宣扬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法国志略》的主要历史观点。
本书卷十六至卷十七《广志》上下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面貌，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
作者赞美法国的国会制度说：“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
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
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
他还称道上下两院议员的“公举”
之法，认为“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
[28]。
作者在《志车路（附电线）》中，叙述了欧洲各国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的情况，惊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迅速变化，他写道：“车路之建不过五十年，电线之行亦不过三四十年，而甚已如此，飚发风驰，遍于各国，抑何速也！”
他认为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必相辅而行，互为表里”
，“而藉以觇国势之盛强焉”
（卷十七）。
作者还记述了1878年5月法国巴黎博览会的盛况（卷十），记述了1253年路易第九派人“始通中国”
的情形（卷十八）等。
《法国志略》以不少篇幅叙述了法国的外交、贸易、通商、殖民等活动。
《法国志略》不同于《海国图志》，它详细记述了一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
王韬在完成《法国志略》初撰本的同年，还编撰了《普法战纪》一书。
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刚刚结束，王韬随即“摭拾其前后战事，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
[29]，刊行于世。
他如此关注这次战争的记载，无疑是他有志于法国史研究的继续。
他指出：“观夫普法战争之际，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
[30]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已陷于多事之秋，民族危机日甚一日。
所谓“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
，他想到的自然不只是“欧洲列帮”
，还有“中原天地”
[31]。
这跟他在《法国志略》中反复强调“君民共主”
，以国宪定君民之分，是同一个道理。
光绪十二年（1886），王韬根据继续搜集到的有关文献，重订《普法战纪》，增为20卷。
《普法战纪》初撰本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这是他后来应邀东游扶桑的一个原因。
[32]
《扶桑游记》和《漫游随录》二书，是游记性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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