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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尤其强调了这样的见解：“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
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
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
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
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
他联想到清修《明史》时，人们还说不清楚法兰西位于何处，不禁感慨万千。
这是王韬撰写《法国志略》的更深层的原因。
《法国志略》突出地反映出作者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
作者在卷五《波旁氏纪》文末以“逸史氏王韬”
名义发表议论，指出法国国王之所以祸国、亡身者，“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及，足以亡身。
故厉王监谤，卒流于彘。
法之失政，履霜坚冰，非一朝夕矣，路易至是，遂受其殃。
法人弑王，而叛党旋覆；英人弑王，而高门士亦随灭。
不独天道好还，而亦可以观世变矣。
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
这些见解并不都是正确的，但他对君主专制是持否定态度。
这从作者在本卷中对路易十四的专横、路易十五的奢**的记载中看得很清楚。
作者对“路易十六新政”
表示赞赏，说他“大矫旧政之弊”
；而对路易十六之“从容就死”
，深致同情。
这又表明作者是称道君主立宪而不赞成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
作者向往君主立宪制度，还表现在他对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三的评价上。
他引用日人野口之布的话说：“古今英雄规模宏远者，往往不留心于细务，独仑帝攻略之暇，用心吏治，定五法、创诸学，精到周详，各国奉为模范。
仑帝洵高出他英雄上哉。
千百世下，犹令人闻风兴起焉。”
[27]作者以极大的兴致记述了拿破仑第三之被“公举为总统”
和“终升帝位”
，记述了他的种种作为，对他在“普法交兵”
中遭致失败颇致惋惜之情，并历数他的许多“政绩”
，说是“其所措施，裨益于人世者，不暇枚举”
（均见卷七）。
作者在《凡例》第9条中指出：“法兰西素以文明称，制度文物之备，宫室衣食之美，诸国莫能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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