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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首先概括地指出：“《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
《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
。
接着他考察了从《尚书》到《汉书》的变化过程，写道：“《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
他说的纬经、类例、包括，是指出史学变化中的几个特征。
他的结论是：“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他说的《官礼》即《周官》，认为它是无所不备的。
这样，他就把从《尚书》、《春秋》到《史记》、《汉书》的发展变化，纳入到圆神、方智这两大宗门的系列之中了。
第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这一认识考察中国史学发展时，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他指出：“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
，“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
。
他结合史学的变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
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
；“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
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
[97]。
这是从《尚书》的“因事命篇”
讲到《通鉴纪事本末》的“因事命篇”
的变化过程，在他看来，这就是“事屡变而复初”
的“天下自然之理”
的表现。
他又认为：在袁枢本人并无此深意，其书“亦不尽合于所称”
，“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
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
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
章学诚的这两点认识，提出了他的独到的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创新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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