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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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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清代的乾嘉时期，史学发展不仅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过去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即每讲到“乾嘉史学”
便以“考据”
二字来概括，这是很不全面的。
如上所述，乾嘉时期的考史学派，也并非止于考据见长。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还有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写出了《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这两部名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它的最高阶段。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清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所著《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95]，是评论文史的著作，而以评论史学为主，这是他的代表性著作。
《文史通义》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认识。
其中，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论“史德”
，论“史意”
，是涉及全局性的几个史学理论问题。
章学诚把古往今来的史书划分成两大系列，一是撰述，一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记注的特点。
这就是章学诚说的“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
他对于史学的这个认识，在《书教》篇中有集中的阐述，且自视为比较成熟的作品。
他说：“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
[96]他在《书教下》中写道：“《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
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这里，章学诚表明他是借用《易·系辞上》中的两句话并“取其义”
来概括古今史籍的两大特点，同时把这两大特点分别跟撰述、记注结合起来，进而分史学为两大宗门，以明其所承担的不同的任务。
接着，他又阐说这两大宗门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要求：“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这是从任务的不同而说到形式的不同：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即所谓“赅备无遗”
；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即所谓“决择去取”
。
章学诚的这个认识，在史学理论上的价值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运用这个认识考察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摸索到其中若干运动、变化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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