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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崔述的《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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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是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这是他不同于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的地方。
《考信录》一书倾注了崔述毕生的心血。
他撰写此书，萌念于青年时期，创始于中年，而在66岁时即嘉庆十年（1805）成书。
《考信录》的含义，取《史记·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之意。
全书36卷，包括前录2种4卷，即《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正录5种20卷，即《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洙泗考信录》4卷；后录5种12卷，即《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另有翼录4种10卷，即《王政三大典考》3卷、《读风偶识》4卷、《古文尚书辨伪》2卷、《论语余说》1卷。
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是宗经而疑传注、诸子、杂说等对于历史的解释和杜撰。
崔述受家学的熏陶与启迪，把经文与传注分别看待，又以经文为准而看出了历代传注、诸子、杂说中有许多可疑的地方，于是产生出对经文以外诸书关于古史说法的怀疑；由怀疑而辨伪，由辨伪而考信。
他在《考信录提要》卷下中自述其考辨古书的经历说：“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
壮岁以后，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于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后知《六经》之精粹也。
唯《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后五篇亦间有之。
私怪其故，复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
最后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
至于《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
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
[88]王、赵、钱三家的历史考证，或十七史、或二十二史，不存在真伪问题，只有是非、正误的考证。
崔述的历史考证，范围在于先秦《六经》所述古史踪迹，故于晚出的《六经》之外的一些关于古史的说法和描述，便有考证其真伪的必要。
崔述提出的这个理论问题，在史书辨伪上和在历史认识上，都有宝贵的价值。
崔述历史考证方法，是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
关于这一点，他在《补上古考信录·提要》中阐述得十分清楚。
他指出《周官》所谓“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说法的不可靠，认为这是战国以后人的附会；他批评孔安国《伪尚书序》对“三坟”
、“五典”
的解释和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
的臆说；他以《论语》和“孟子溯道统”
为证，证明“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
；他天才地指出“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
，“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后有史书也”
；他认为《易传》、《左传》虽也说到包羲、神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
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
，《史记》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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