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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比较谨慎的。
他指出：“《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
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托之。
……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
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
于是邪说诐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
[89]崔述的这些辨伪和分析，是从许多方面考证出来战国以后尤其是西汉以后一些“铺张上古为事”
的文字，是不足为据的，它们紊乱了人们对于古史的认识，“岂容默而不言”
！
为恢复上古信史面貌，崔述提出了原则性的看法：“窃谓谈上古者，唯《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
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
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是余之志也夫！”
[90]这个思想，正是《考信录》的根本宗旨。
《考信录》各篇围绕这一个重大历史问题而展开，其辨伪、考信，有所向披靡之势，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91]
《考信录》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有重大的贡献。
崔述指出：“《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著有《三五历记》——引者）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如是也。”
[92]在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前，他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这个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有长久的渊源的。
《文心雕龙·史传》曾予以总结说：“追述远代，代远多伪”
，“文疑则阙，贵信史也”
。
崔述的贡献，是以严谨的辨伪、考证，发展了这个理论。
崔述的历史考证也有他的局限性。
他坚守“考信于《六艺》”
的原则，使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终于不能大胆正视经文本身存在的矛盾，以致往往陷于为其解脱的境地。
而“他根本的误处，是信古史系统能从古书中建立起来，而不知古书中的材料只够打破古史系统而不够建立古史系统”
[93]。
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还根本谈不到严格意义上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
[94]；而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则在崔述卒后一百一二十年才开始兴起。
如此看来，对崔述历史考证的局限性，是不好苛求的。
当王、赵、钱、崔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总结性成果之时，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总结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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