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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正因为他有这种开阔的认识，才能超乎于一派一家之上而综论有明一代的学术。
黄宗羲的这一编纂思想，在乾隆四年（1739）郑性为此书所撰的序文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概括说来，黄宗羲研究明代学术史的方法论是：“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由是而之焉。”
[15]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以崇仁、白沙两学案阐述明代学术的由来和去向。
《崇仁学案》小序谓：“康斋（吴与弼——引者注，下同）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
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
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
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娄谅）、庄渠（魏校）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
白沙（陈献章）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指吴与弼），当为别派。
于戏！
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16]这是指出了吴与弼一派学人上承宋人学术之余绪，下开明代学术之先河的作用，而其转机则是吴门弟子陈献章。
故《白沙学案》小序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
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
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
至阳明（王守仁）而后大。
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
[17]，所谓“至阳明而后大”
，这是指出了明代学术由此而形成了主潮。
《姚江学案》小序进一步强调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指王守仁）而始大明”
，“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18]。
于是阳明学术盛行，“说元说妙”
，诸派林立，是主潮之中，也醇疵互见。
黄宗羲以《蕺山学案》专叙其业师刘宗周，其小序说：“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攀龙）、刘（宗周）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
接着指出了在批判佛学上，高是“大醇而小疵”
而刘则是“醇乎其醇”
的区别。
[19]《蕺山学案》辑录了刘宗周的许多学术见解，在全书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所有这些，反映了黄宗羲对于业师的崇敬。
而他把东林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高攀龙与刘宗周并称两大儒，同样也包含着他对于东林人物景仰之情。
《东林学案》小序意在批判“以为亡国由于东林”
的种种谬说，黄宗羲的激愤之情，流于笔端，写道：“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
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
[20]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于天启年间官御史之职，亦为东林名士，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阉党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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