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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11]他从传贤与传子的利弊，阐述了废除宰相制度的危害，进而揭示了君主世袭制的不合理性。
黄宗羲对历史上政治制度的这几个方面的批判，都归结到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因而都带有根本的性质。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他的历史批判的方法论，一般还只限于以三代同后世相比较而论其是非，因而不能从君主专制政治产生、发展、衰亡的必然性上来揭示它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他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致。
尽管如此，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程度和理性成分，毕竟反映出时代的要求，是前人所没有达到过的。
《明夷待访录》还批判了封建社会中种种不良的习俗，作者指出：“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沿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
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
作者认为：佛与巫，是社会的两大“蛊惑”
。
“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
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12]作者以深刻的历史眼光指出：“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致富也”
；治天下者当以此为“末”
而抑之，以至于“痛绝之”
，而工商皆“本”
，是应当受到鼓励的。
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黄宗羲对于历史的沉积和历史发展的要求，都各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他批判的和进取的历史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政论著作。
顾炎武说，他对此书，“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13]，反映了当时进步史学家对它的高度评价。
此书作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他梨洲先生。
他是浙江余姚人，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对清初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他著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始撰的《宋元学案》二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同时奠定了学案体史书体制，在史学发展上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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