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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色诺芬自身政治立场的关系，《希腊史》一书明显地反映出袒护斯巴达的倾向，有意回避一些对斯巴达不利的史事，甚至对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底比斯对斯巴达的重大军事胜利等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体现出随意剪裁史事、歪曲历史真相的不良情况。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公元前5世纪晚期修辞学的兴起以及希腊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虚假粉饰之风的滥觞相适应的，可以说是虚夸之风在史学领域里的表现。
后来，这种风气随着古希腊城邦危机的不断加深而继续发展。
希腊化时代出现的为君王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实际上就是这种与史学求真精神相悖的不良治史倾向的极端表现形式。
三、希腊化时代的史家
希腊化时代的史家和史学的变化在希腊化时代，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希腊化的进展，史学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史学记述范围的扩展。
亚历山大的东征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史学记述的地理范围也随之扩展。
例如，亚历山大远征之前，希腊人对印度知之甚少，只听过一些传闻，而没有实际调查。
而在希腊化时代，伊奥尼亚人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利用出使北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之便，撰写了一部4卷本的《印度志》，描述了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风俗人情和社会历史等，书中首次记载了婆罗门教，并提及了印度种姓制度。
有论者认为，该书对希腊化世界的影响犹如后世马可波罗的游记对当时欧洲的影响[64]。
另外，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及此后开启的希腊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希腊与东方亚非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在希腊文化的直接影响下，一些东方国家里也出现了用希腊语写成的本国史著，包括著名的埃及祭司曼涅托所撰的埃及通史《埃及史》和巴比伦人柏洛萨斯（Berossus）撰写的3卷本的古巴比伦通史《迦勒底》等。
第二，传记史学的繁荣。
希腊化时代是传记史学的繁盛时期。
特别是由色诺芬等人在古典时代晚期开创的歌功颂德型的传记写作此时已蔚为大观，有关亚历山大文治武功和日常生活的传记史著与回忆录大量涌现，如托勒密一世的《亚历山大战争回忆录》、公元前4世纪的史家克莱塔卡斯的《亚历山大传》、埃及人克里奥米尼的《亚历山大本纪》、卡利斯提尼的《远征波斯史》、攸麦尼的《亚历山大起居注》、卡里兹的《亚历山大故事》等。
以上诸书旨在为君王树碑立传，其中包含了很多虚妄和神化亚历山大的内容。
在此影响之下，希腊化世界掀起了一股传记写作风潮，而且传主的取材范围由原来的国王、僭主扩大至文化名人，诗人荷马，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个人传记随之出现，甚至还出现了名妓传记。
传记作者一般都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65]。
第三，地方志的兴盛。
希腊化时代，特别是在公元前350—前200年之间，地方志的编纂在希腊非常流行，其特点为按年代编排史事，注重探究神话和诸种宗教仪式的起源，文字较为简单，所以有别于正式的史著。
由于这种形式的历史著作主要产生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因此又被称为阿提卡地方志。
该时期阿提卡地方志编纂家的代表是麦加拉人安德洛兴和菲罗科鲁斯。
阿提卡地方志保存了许多当地的古代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西西里学派史家提迈乌斯（Timaeus，约公元前352—前256年）也是这一时期地方史家中的杰出代表，编撰了通史巨著《西西里史》和一部《皮洛士战争史》。
第四，大规模的古文献整理。
对包括史著在内的希腊古代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是希腊化时代史学的一项重大成就。
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创办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和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希腊古代图书和文献资料，众多优秀的学者亦云集于此。
亚历山大里亚的博学者和校注家们对当时的希腊古代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包括比对版本、校勘文字、文法注释、划定卷次等，现存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古希腊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是经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整理后才流传后世的。
如著名的文法学家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据说一生校勘、注释了800卷书籍，其中包括赫西俄德、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尤以校订荷马的著作而闻名，是他最先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划分为24卷，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所以有论者断言：“古希腊文化后期是博学而不是行动的时代；是深入钻研并把知识分类的时代，是文法家、语言学家、书斋历史家的时代。”
[66]
第五，“普世”
观念的出现。
希腊文οｉκουμε′υη一词，在希腊古典时代意指希腊人居住的地方。
而至希腊化时期，该词已有整个世界即普世的意思[67]。
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是与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所面临的历史局势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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