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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希腊人虽然已经认识到了人类世界的统一性,但“仅仅是一种地理的、而非历史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意识。
普世历史、世界历史的观念,还是不存在的”
[68]。
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涉及亚洲、非洲和欧洲众多国家的史事,具有十分开阔的世界视野。
不过,希罗多德所谓的世界大抵还只是地理上的联系,而没有深入的历史联系。
同样,埃浮鲁斯的《历史》一书尽管汇集了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众多希腊城邦的史事,但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史著作。
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战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当时希腊人所熟知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
“‘世界’就成为某种不止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东西。
它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
整个的亚历山大帝国这时共享有一种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
潜在地,则整个‘普世’都共享着它。”
[69]普世观念的出现,意味着普世史的撰写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实践的进一步推动之下,终于在希腊化末期史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转化成了现实。
波利比乌斯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是希腊化时代末期即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168——前30年)最重要的史家。
他出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麦伽波利斯城(Megalopolis)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莱考塔斯(Lycortas)是希腊亚加亚同盟的主要领袖之一。
公元前168年,波利比乌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时期曾任亚加亚同盟的骑兵指挥官,战败后被作为人质解送到罗马。
在罗马,波利比乌斯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高尚的品质深得罗马上层的宠信,并得到西庇阿家族的庇护,成为罗马名将小西庇阿的良师益友。
波利比乌斯客居罗马长达16年之久,曾随小西庇阿远征迦太基,是罗马不断对外扩张,直至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者之一。
同时,波利比乌斯也得以目睹罗马的一些档案资料。
这一切都为他写作《历史》创造了有利条件。
波利比乌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
这种经历和身份赋予了他在史家修养及撰史方面的独特视角。
首先,波氏继承了前代希腊史家撰写当代史的求真传统,非常重视史家撰述的真实性。
他认为,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
所谓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历史若失去真实,就会变成无稽之谈[70]。
历史学与悲剧和修辞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真实[71]。
其次,波氏强调了史家亲历和个人经验在撰史中的作用。
他认为,史家拥有必要的政治军事等经历,既能保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而且可以令读者得到相关的实用知识[72]。
波利比乌斯在《历史》中多次提到,他写的是一部实用的历史。
读者通过阅读这种史著,可以把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运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相似事件,这就是历史学的功用。
他认为其作品最大的用处,在于对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教育意义,而当这种叙述再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以补充说明时,历史研究才能有益。”
[73]波利比乌斯已自觉地区分事件发生的原因与事件的借口或开端,并致力于探讨罗马由一个蕞尔小邦“是如何,依靠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使整个世界都臣服于它单独的统治之下”
[74]。
波利比乌斯首先关注的是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原因。
他认为,罗马政体由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混合而成,具有极大的优势。
罗马的三个政治机构——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分别代表这三种政体的成分。
依靠这种政体,罗马人追求的“任何目标都能实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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