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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联系古与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修氏指出：是人性，是人的欲望、好斗性和情绪。
他说，早在部落时代，占有肥沃土地的人因拥有较多财富而扩大权势，从而引发“纷争，导致公社瓦解”
[54]。
米诺斯帝国清除海盗，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和维护自身的安全[55]。
僭主们追求的是“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
[56]。
斯巴达早就开始干涉他邦事务，要把自己的政体形式强加给它们，等等。
不仅具体历史事件的原因，而且古往今来的历史变化都可以从人性中寻求解释。
并且由于“人性总是人性”
，人性是不变的，将来发生的事同样也可以从人性中得到解释。
所以他断言，读他的书可以“理解过去的事和将来发生的类似的事”
；他的书是一部鉴往知来、“垂诸永远”
[57]的著作。
总之，修昔底德认为，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的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人的活动。
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表现，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
修氏视不变的人性为历史的本质，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色诺芬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年），雅典人，生于埃尔希亚（Erchia）村社的一个富有之家，其父名为格力卢斯（Gryllus）。
色诺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早年曾师从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同窗。
公元前401年，色诺芬受友人之邀，加入了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征召的希腊雇佣军，企图助其争夺王位。
在库纳科萨之役中，小居鲁士阵亡，其后希腊雇佣军原来的首领也被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的军队诱杀。
在此紧急关头，色诺芬被推举为临时领袖之一，率领这支万余人的远征军在波斯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从两河流域北部取道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翻越高加索山，历尽艰辛，于公元前400年抵达黑海南岸，最后撤回到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
公元前399年，色诺芬离开这支军队，同年，雅典宣布了对他的放逐令。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率军在小亚细亚对波斯作战，色诺芬投身于阿哥西劳斯麾下。
公元前394年，色诺芬随阿哥西劳斯回到斯巴达，斯巴达政府在奥林匹亚附近的斯奇卢斯（Scillus）赏赐他一处居所和一块土地，还把一些战俘送给他做奴隶。
色诺芬在此处潜心著述，一直生活了二十余年。
公元前377年，斯巴达与底比斯开战，斯奇卢斯重归伊利斯人之手，色诺芬逃亡到科林斯。
公元前369年，雅典解除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他把两个儿子送回雅典，并在雅典骑兵中服役，但他自己则一直在科林斯终老。
图7.5色诺芬头像
色诺芬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且勤于著述，是古希腊的多产作家之一。
他著有《希腊史》《长征记》《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辩护》《拉西第梦的政制》《阿哥西劳斯传》《居鲁士的教育》《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等，其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
《希腊史》和《长征记》是色诺芬的两部代表性史著。
色诺芬撰写《希腊史》意在补续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其叙事始于公元前411年，止于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
全书共7卷，前两卷叙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公元前411—前403年）史事，首卷开篇第一句话即与修昔底德止笔处相衔接，在写作风格上也与修氏《伯战史》相一致，如按照年和季顺序撰写史事，大量援引演说词，很少提及天命神意等。
第3卷记载了斯巴达与波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战事。
第4卷至第7卷的叙述主要围绕斯巴达及其国王阿哥西劳斯的事迹展开。
与前两卷相比，后5卷在叙事风格上也有明显不同，不仅脱离了修昔底德严格按照年和季的记事顺序，而且关于占卜、神谕的记载大大增多，并屡屡把很多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发展结果归结为天命神意[58]。
不过，色诺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甚至许多史事都是他亲身所经历的，因此他的记载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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