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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埃及的不同民族大众发现他们是这些希腊统治者的臣民，但他们中的每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社会传统、不同的土地所有制系统，对待国王和国家的不同态度将民族从不同的王国中分割开。”
[11]
其次，希腊化王国的统治者们在接收和保存了原有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对作为这些地区统治基础的原有宗教信仰也采取了宽容的政策，继续推行王权的神化政策，只不过把希腊的神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统治者崇拜是当时的大多数希腊化王国所共有的习俗。”
[12]王室纷纷编造自己家族的神圣体系，并发展出一套崇拜仪式。
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把赫拉克勒斯视为自己的祖先，托勒密王朝大力推行狄奥尼索斯崇拜，塞琉古王国则把他们的祖先追溯到阿波罗神，原因在于，“继承亚历山大王位的那些新国王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篡位者，因此他们都渴望寻求宗教支持以使他们的权力合法化，强化其新王朝的要求”
[13]。
不过，从总的情况来看，在整个希腊化时代，东方的各路神灵却更为盛行，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接纳埃及和近东的神，“希腊人和希腊背景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敬拜埃及诸神，他们经常把那些埃及神看成是希腊的神”
[14]，而且希腊化的东方各国社会下层的传统信仰体系依旧完好地保存着。
故而，“不论是统治者崇拜还是东方神灵崇拜，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希腊的东方化，而不是东方的希腊化。
这两者在希腊化时代的盛行，乃是希腊人在宗教领域向东方传统妥协的证明。”
[15]
不过，由于政治传统、民族构成和统治地域上的不同，希腊化时代的三个重要的王国在王权的强弱和统治权力的集中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
其中，托勒密王朝基本上沿袭了古代的法老专制政体，民族相对单一，统治区域变化不大，所以政治上的变动较小，权力也最为集中；塞琉古王朝民族众多，地域广阔，要实行埃及那样高度的中央集权十分困难，因此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权稍弱，统治者对遍布于王国境内的希腊城市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和自治的认可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希腊化时代的三个王国中，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王权最为松弛，因为一方面，“不管他们的权力有多么微乎其微或者被怎样的忽视，马其顿人民终究是在政府中维持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国王和人民处于相同的地位”
[16]；另一方面，其治下的希腊城邦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自治状态，包括阿卡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在内的新型城邦联盟在维护联盟各邦的独立和自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朝的统治者也常常利用给予希腊城邦以一定自由的方式加强自己的统治，可以说，“‘希腊自由’的口号便开始被不停地宣传，以作为他们赢得希腊人民支持的一种手段”
[17]。
因此，安提柯王朝基本上延续和维持了原来的马其顿王国的统治秩序，只是通过驻军和赋税等方式维持着王国的统治。
从总的情况来看，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制度包含和融合了马其顿王权、波斯和埃及的君主制度及希腊城邦的自治传统等多种因素，呈现出混合政体的特征，其中，君主专制仍然是政治制度的主流[18]。
政治上走向统一的趋势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在政治上走向区域一体化的时代，城邦政体下不可能完成的建立统一国家的任务在这一时期最终成为现实。
从林立的小国发展成为统一的国家既是希腊化时代政治生活的需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9]虽然遍布于希腊化时代各个王国的希腊城市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自治传统，有些城市中甚至依然存在着诸如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以及公民的各种公共活动场所，但作为希腊城邦本质特征的公民团体的集体自治权已经不复存在，封闭和狭隘的城邦观念正在逐渐消失，个人开始走出城邦公民的狭小天地，成为更大规模的政治团体的一员，曾经十分明确的城邦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城邦时代所不能想象的大规模授予外邦人以公民权、普洛克尼亚制度（Proxenia）和庇护习俗的流行正是这种一体感的直接反映[20]。
例如，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从阿卡亚城邦联盟的运作中就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不同于城邦时代的新的变化和趋势：
“在过去，曾有许多人试图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们联合起来，实行同一政策，为共同利益服务。
但是没有人能将它实现，因为他们的努力不是为了公众自由的事业，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是，在我生活的年代，这个目标获得如此大的进展，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实现。
他们不但建立了一个联盟和友好组织，他们还采用相同的法律法规、重量单位、度量标准和货币制度，还任用共同的行政官员、委员会委员和法官。
而且，除了人们没有一个共同的避难所这一事实之外，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个城市了。”
[21]
社会经济走向整体性的趋势与希腊化时代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体化趋势相合，这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出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特点。
各个地区从前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海上和陆上通道的日益畅通、标准货币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以及货币交换体系的建立，都对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希腊城邦时代“雅典的小规模生产制度被大规模商业的成长与剧烈的利润竞争所取代”
[22]，不论从产品的种类和生产的规模，还是从商品的流通量上都比古典时代的希腊有了很大的提高，各种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和腰缠万贯的大商人自由地奔走往来于希腊和东方的大大小小的希腊城市之间，贸易越来越国际化了，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经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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