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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之间在原料、产量和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竞争也日趋激烈。
正如杜丹所言：“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前，对希腊人的经济活动来说，地中海东部是一个死胡同，由埃及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相互猜忌地把守着。
在远征之后，希腊人的经济活动找到了一条通往中亚、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东岸各市场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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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经济控制的加强在希腊化时代，作为政治上所表现出的权力集中和君主权力的加强这一趋向的要求和反映，各个希腊化王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国家经济和计划经济，这是不同于城邦时代的个体和私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显著特征。
正如杜丹所言，“东方对于这种新经济组织的贡献，似乎是由各国王在各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中所起的作用来表明的。
埃及的托勒密诸王与古代的国王法老一样，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及帕迦马的阿塔罗斯王朝与古代波斯的阿开密尼王朝一样，在理论上他们都是他们王国中一切活的和死的东西的主人。
……在东方的各王国中，产生了经济的国有主义，这是当时国王具有神性的一种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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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其顿，从腓力二世以来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国家的控制下有组织地开发自然资源，比如木材、金矿和银矿，这使我们想到了色诺芬在其撰写的《雅典的收入》一文中所提出的把银矿收归国有，并向个人出租国有奴隶进行开采的建议，这个建议恰恰说明了当时银矿开采业的私营性质。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不仅垄断了货币的发行，还对几乎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包括所有产油的果类、芝麻、蓖麻油、矿石、盐业、硝酸钾以及明矾等——实行专卖制度，同时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所有活动都课以各种名目的税收。
托勒密设立的主要国家官员就是财政大臣，其手下的地方财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从居民手上收取各种租金和税费。
“当时在托勒密统治时期的埃及，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都没有在哪一方面能够逃脱政府监督的。
政府对几乎所有行业都征收重税并实行定价管制，这确保了所有的利润都最终流进托勒密国王的财库里面。”
[25]可见，托勒密王朝在接受埃及的专制政体的同时，也逐渐适应、继承和接纳了其原有的经济体制。
例如，通过对托勒密时期奴隶制发展的缓慢性和特殊性的分析，颜海英指出，希腊时代的古典奴隶制度不可能对埃及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托勒密统治者在实行自上而下的“希腊化”
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自下而上的“埃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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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琉古王朝的经济政策也与埃及相仿，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监管和控制。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经济为王权服务，通过税收聚敛财富，满足中央政府的各种需要。
因此，杜丹指出，“希腊化时代对于各种商业行为征税的原因，多半是属于政治性质的，而不是经济或财政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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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希腊化时代经济的繁荣和进步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乃至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和不平衡性。
从地域上说，由于战乱、资源分布以及经济基础等原因，马其顿和希腊人并没有因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而使他们自己和家乡受益，“马其顿王国的财富从来没有达到后来在埃及和其他希腊化邦国发现的发展水平”
[28]。
在希腊化时代，在希腊本土的经济日益萎缩和衰败的同时，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却发展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经济中心的向东转移成了必然的结果。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小亚的帕迦马取代了雅典和科林斯等希腊城邦成为希腊化时代新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希腊—马其顿人大量地移民东方正是这一转移的重要表现之一。
从时段上看，整个希腊化时代以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科林斯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上升时期，后期为下降时期。
如果说亚历山大之后王朝建立之初的几代君王还能够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经济的话，那么后来的统治者们则日益陷入政治腐败和内忧外困的泥潭之中，经济的衰落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另外，在希腊化时代，丰富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货币流通、奢侈富足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仅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在更为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口众多的农民在重重赋税的盘剥下依旧过着朝不保夕的困苦生活，在那里，物物交换依旧占据主要的地位，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人们仍然生活在固有的传统信仰和风俗习惯之中。
[1]徐晓旭：《古代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转引自陈恒：《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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