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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工商业奴隶主阶层”
的形成只有在手工业、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具有可能，“需要整个社会经济有明显的进步，需要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化，需要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水平”
，而“古风时代雅典经济虽较荷马时代有所长进，却远未达到上述水准”
。
接着，他从这个时代的生产工具、技术水平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居民的贫困等方面说明了在这样落后的物质条件下，不可能“形成一个能够左右政局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
。
最后，作者还利用梭伦改革的措施中“划分公民等级的标准是地产收入”
，各个等级收入差别的有限，以及钱币学研究证实当时还没有铸币等史实，说明了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
正是通过这些史实的考辨和逻辑的推理，文章得出了把梭伦看成是城市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代表“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
的结论。
[131]
1991年，郭小凌又发表了《是工商业文明，还是农业文明？——古希腊史问题浅论》一文，与前文通过一个具体问题的考证来说明希腊的工商业文明说所存在的问题不同，这篇文章从史学史和古代文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度对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进行了宏观的分析和梳理，就笔者所见，这是国内第一篇全面介绍由布赫和迈尔开始的西方学术界关于古希腊经济属性问题争鸣的论文。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问题的由来。
作者由在史学界流传甚广的把古希腊文明视为以工商业为标志的“兰色文明”
的假说引出了19世纪末的这场学术争论的肇始，接着详细叙述了“古史现代化学派”
的主要观点及其在学界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全面反思。
在文章的这个部分，作者还简要介绍了苏联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认识上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第二，判定农业文明的基本依据。
作者指出，“在对古代进行定性分析时，我们常常将庞大结论重压在极为脆弱的史料基础上，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
古代希腊留下的经济史的材料尤其零散，缺乏综合、精确和连续的统计数据，因此，“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海洋文明的结论，都是主要依赖非数字材料以及运用逻辑、经验而得出的概率性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文明说”
与“工商业文明说”
相比较有着更多的合理性。
第三，关于古希腊的工商业。
作者认为，“在文明的交响曲中，古希腊的手工业、商业是农业主旋不可缺少的副旋，夸大它的功效固然不妥，低估它的作用也有悖史实。
在这方面，芬利等人的看法也有过分之处。
事实上，自人类步入文明阶段，纯粹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便不复存在，相互依存的农工商混合经济或共生性经济便永久性地产生出来。”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因为希腊的农本经济的性质而否认工商业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只不过要对其性质和作用作出恰当的定位。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古希腊各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因此，雅典既不能等同于希腊，希腊更不能等同于古代西方，判定工商业成分在古代经济中的位置还需要更为扎实和全面的定量研究。
[132]
黄洋在1995年出版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是他在伦敦大学完成的古典学博士论文，该书对古代希腊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在希腊的产生过程做出了系统的研究。
在导言中，作者指出，“对于一般的中国学者甚至世界古代史的专业学者而言，中西古典文化对比中最大的假象也许莫过于把中国古代文明看成是一个农业文明，而将西方古典文明即古希腊文明视作工商业文明的代表了”
。
正是从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才会推导出一个错误的认识，“即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起始于它的根源即古希腊文明”
。
接着，作者对西方经济学界和古典学界近百年的这场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继而指出，“我们所拥有的大量资料表明，希腊文明事实上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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