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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希腊城邦的主要社会与政治力量即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或商人。
……证据的第二点是，同中国古代一样，在古代希腊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重农轻商的观念”
。
黄洋的这部著作虽然并不意在直接参与这场争论并论证希腊文明的农本性质，而是研究希腊的土地制度，但由于“古典城邦中自由农政治力量的源泉在于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
，因此，“土地私有制看起来是古典城邦制度最为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133]。
也就是说，对希腊土地制度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能够成为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这样，古希腊文明的农本性质也就成为了本书的副题和基本结论之一。
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留学归国的第一位古典学博士，黄洋在研究中既能够从希腊文的原始文献出发，又能够把自己的立论建立在西方学者大量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在选题和内容上又体现出中国学者独特的视角，因此，本书的论证颇具说服力，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时期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最高的研究和认识水平。
就在《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出版的第二年，黄洋发表了《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直接和全面地阐述了古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学界“农本”
学派的代表性作品。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把希腊文明看成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文明”
，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出发又提出了包括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利益在内的一系列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结论，其影响至今犹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内学界对希腊的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手工业各部门以及从事工商业的人口结构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比。
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
。
“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历史考察。
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
接着，作者从古代希腊的基本史料出发，结合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从古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几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的观点。
[134]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论述全面，但随即也引发了反对者们的一系列质疑，从而揭开了中国学界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争鸣的序幕。
如果说黄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古希腊的农业生产、土地制度和农本观念的话，那么徐松岩的一系列文章则对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度、经济发展以及工商业生产活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1994年，他发表了《古典时代雅典奴隶人数考析——兼评“持续增长说”
》[135]一文，对传统上认为的公元前5—前4世纪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奴隶在人数上的持续增长说提出了质疑，根据对有关史实的分析，他认为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瘟疫、逃亡以及战争后期把奴隶编入军队等原因，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的奴隶人数大幅减少；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奴隶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奴隶人数几乎没有增长，奴隶制经济的总体水平远不及伯里克利时代。
徐松岩在同一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论古典时代希腊经济发展趋势》[136]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经济的持续增长说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希腊经济的鼎盛时期应该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而不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
这两篇文章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古典时代的奴隶人数并没有出现持续的增长，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出现过一时的高涨，在古典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公民中拥有奴隶的人数自始至终都是少数。
2000年，徐松岩在《关于希腊奴隶制的理论和实际》中又再次重申了以上两文的观点，指出古代世界经济是以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规模和水平极其有限，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奴隶制度不可能创造出近代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在希腊城邦的公民中，奴隶主阶层主要局限在那些中等财富级别以上的富人范围内，他们始终只是自由民群体中的极少数人，作为公民主体的小生产者，通常都不是奴隶的直接占有者[137]。
如果说徐松岩的上述几篇论文主要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角度间接地证明了古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的话，那么在1998年发表的《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业城邦”
》则对古希腊的“工商业文明说”
给予了正面的驳斥。
作者指出，所谓“工商业城邦”
就是指古代城邦中以工商业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或其公民多以从事工商业为生的城邦。
很多人认为古典时代盛期的雅典就是此类城邦的代表。
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最后指出，“古代世界各国工商业发展状况虽千差万别，但即使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邦，也只是那些工商业得到较充分发展的农业城邦而已。
把工商业发达的城邦混同于‘工商业城邦’实际是对古代城邦经济结构的一种莫大的曲解”
[138]。
除了这几位学者之外，裔昭印的《从古希腊罗马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选择城市史研究的角度，从古代城市的经济特点、城乡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古希腊罗马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139]。
王大庆在《雅典公民家庭经济中的土地与农业生产》《略论雅典公民家庭经济的外部交换》等文章中，也从家庭经济的角度，结合有关文献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雅典公民经济生活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所占据的比例、地位和影响做出了量化分析的尝试，从而得出了古希腊的农本经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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