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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
这种情况到80年代以后逐步得到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在摆脱苏联的影响和束缚、拓宽自己的视野并直接向西方学术界学习的同时，也开始了从原始资料出发发掘自己的问题视域和进行独立研究的尝试。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在80年代后期，古代希腊的经济属性问题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并成为与城邦、民主制度等问题相并列的中国古希腊史研究的“拳头”
问题之一，学者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应该说，这种问题如此集中、看法如此多样的争鸣在世界史学界并不多见。
据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末到今天，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该问题的学术论文多达数十篇，还出版了多部与此相关的学术专著。
有趣的是，中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西方学术界持续百年的论争大体相似的理路和格局，其中既有把古代希腊基本上看成是农业文明的“农本派”
，也有更强调工商业发展在希腊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的“重商派”
，又存在着既承认希腊文明的农本性质但又不否认工商业发展的“折中派”
。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充分研究、借鉴和利用古代希腊的原始资料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许多中国学者还能够把这个“外国史”
的问题与“本国史”
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参照，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来对这个“剪不断、理还乱”
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从而呈现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和研究特色。
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我们就大致按照时间的顺序，对持有以上三种倾向的代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观点作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和总结，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敬请谅解。
首先，“农本派”
的代表主要包括启良、郭小凌、黄洋、徐松岩等学者。
笔者认为，80年代后期，最早对古代希腊经济的“农本”
性质作出明确界定的是启良。
1988年，他发表了《希腊城邦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小农经济》一文，针对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视为“农文化”
，把西方则视为“商文化”
的看法，提出“西方无论是古代希腊罗马时代，还是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始终是以农为本，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
，“在古代希腊，如同东方各国一样，农业始终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城邦的经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
他指出，在希腊的一百多个城邦中，工商业发达的只有以雅典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城邦，“绝大多数国家的商业都不甚发达，有的甚至就根本没有商业”
，而斯巴达正是这种经济类型的城邦的代表。
那么，雅典能不能被看作“工商业城邦”
呢？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雅典几次大的改革都是以农业为中心问题；第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是雅典思想家们普遍的思想倾向；第三，雅典人口绝大多数是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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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启良之后，郭小凌在1989年发表了《“梭伦改革”
辨析》一文，对梭伦改革“通常被看作是以梭伦为代表的希腊城市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同氏族贵族争夺政权的产物”
提出了质疑。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出，“工商业奴隶主改革说很大程度上奠基在改革者梭伦有过所谓经商的历史上，然而有关的史料却并非可靠”
。
接着，他分别对梭伦的诗歌、希罗多德的记述、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关于梭伦经商的记载进行了考证，认为在更为可信的梭伦自己的诗歌和与梭伦时代较近的希罗多德的著作中，都看不到经商的记载，反而在两百年以后亚里士多德以及更晚的普鲁塔克的书中才出现经商的记述，这是十分可疑的，因此很可能是出于作者的“演绎”
甚至“伪造”
。
此外，从心态上讲，梭伦鄙视钱财、崇尚美德，与工商业奴隶主的心态也很难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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