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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
都成为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等唯物史理论也再次得到了学界的关注。
1973年，美国的文献学会就召开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古典学”
的学术研讨会，上文中讲到的芬利和德·圣克罗阿等古史学者都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影响。
其次，与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商业发达的古典时期和城市经济领域不同，希腊经济史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古典时期前移到古风乃至于荷马时代和更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希腊农业史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取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希腊的城邦制度形成于前古典时代，而城邦制度的特点无疑对希腊人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使到了城市经济十分繁荣的古典时代，城邦中绝大多数的公民仍然以土地作为自己主要的生活来源，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与市场的联系也就成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123]。
正如黄洋所言：“无论如何，乡村的农业生产是城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这一点似乎无可置疑。”
[124]
根据农村调查考古学的研究，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雅典的居民开始从核心城镇向周围的农村迁移，到公元前5世纪这种趋势又出现了明显的加强，家庭农场在希腊广泛兴起。
雅典的公民大多数居住在乡村地区，其农场的规模在4～5公顷不等，牲口就地放养。
农业的发展和市场化趋势的加强使城市经济日趋繁荣，而经济的繁荣不但没有加大贫富差距，反而稳固和加强了小农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贵族的保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兴起。
也就是说，公元前5世纪雅典经济的发展、民主制度的深化、贸易的兴起以及对外扩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这样，经过一百年的循环，希腊的民主制度与其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了[125]。
不过，在希腊农业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伽恩西（P.D.A.Garnsey）和伽兰（YvonGarlan）等人认为，希腊农业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与市场的联系很少，缺少扩大再生产的动机，因而仍然属于传统的糊口型经济（subsisteny）；而以汉森（V.D.Hanson）、莫里斯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古风时代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家庭农业和精耕细作农业的兴起，以及为市场而生产的农业的产生，正是强大的自由农民阶层的兴起促使希腊向政治的民主化方向转变[126]。
最后，新一轮的争论并不像从前的“原始派”
和“现代化派”
那样泾渭分明和完全对立，通过新的研究，持有不同看法的双方已经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只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上各有侧重，上面讲到的关于农业经济中市场化程度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
学者们还逐渐认识到，其实“现代化派”
的史学家比如罗斯托夫采夫也并没有完全否认古代文明的农业基础，而以芬利为代表的“现代化派”
的反对者也并不完全否认工商业在古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127]。
最近出版的几本关于古代经济问题的论文集就集中地表现出了这种调和和对话的趋向。
一方面，其中收入了反映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既有阐发古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的论文，也有强调工商业作用和地位的论文，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看法；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希腊罗马的研究者和埃及、近东的研究者都被吸纳进来，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展开了对话[128]。
这种多学科、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必将成为新世纪希腊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必将有助于对古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深入探讨。
在上述这场学术争论中，苏联的学者也曾经积极地参与，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古典学研究者丘梅涅夫、塞尔格叶夫等人就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并结合史料阐述了古典奴隶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确定了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性质。
但是，苏联学者在总体上批评迈尔的“现代化派”
观点的同时，却又采纳了迈尔等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并给它们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比如，在他们设计的古典世界阶级斗争的模式中，把平民上层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看成是国家产生过程中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与氏族贵族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成为早期希腊政治史的基本内容。
因此，梭伦改革就被赋予了雅典的工商业奴隶主联合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争取政治权力的解说，而梭伦也就成了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言人。
为了使这种解释能够成立，市场竞争原则被视为雅典制定内外政策的出发点，而工商业的发展也成为城邦政治和军事生活的主导力量。
这样，苏联学者在批判迈尔的同时，又对古代的历史作出了适合自己需要的新的现代化解释，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1956年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的头两卷中。
70年代以后，虽然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新的反思，并对传统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总的来说变化不大，原有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动[129]。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苏联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解释模式对新中国建立后的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史的体系和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学者的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中国的希腊史研究虽然在学科的创建与研究资料的翻译和积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研究本身却受到很大的局限，仍属于起步阶段。
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影响下，一方面，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者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制度等有限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大多接受苏联世界史的体系和解释模式。
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多年里出版的多套世界通史的教材中，关于古代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认识都基本上采纳和沿用了苏联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通过斗争夺取权力并占据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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