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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芬利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古史现代化派”
的观点占据的统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始派”
的观点则日益获得优势地位。
但是这只是一种基本的动向，应该说，对古代社会经济属性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恰恰相反，这场反思运动酝酿并引发出更大规模的讨论。
从70年代至今，一方面，布赫和芬利的后继者不断涌现，论证和强调古代希腊社会的农本性质的著述大量出版；另一方面，关注并强调古希腊社会的工商业发展和工商业特征的学者还是大有人在，与另外一派学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
不过，这种新一轮的论战绝不是原有论争的简单重复，而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研究基点上，在更多地运用和引入相关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情况下，对这个“老问题”
所进行的更加深入和具体的“新研究”
。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与希腊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任何一种简单的和纯粹的模式都不能够对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提供最终的和完备的解释；另一方面，新一轮的论争也与芬利等反对“现代化派”
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矫枉过正”
密切相关，毕竟，发达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确实是希腊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大量相关史料的存在正说明了这一点，界定这些工商业成分的性质和功能的问题依旧存在。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70年代至今的这场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新争论”
看作一场在承认古代社会的农本经济性质的大前提下，对希腊的工商业活动所进行的一次更加深入的探讨。
就在“现代化派”
的反对和批评者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对正统观点进行全面反思的同时，一些古代经济的研究者也开始表现出保留的态度，表达出不同的声音，“新原始派”
和“新现代化派”
开始逐渐形成。
其中，剑桥大学的斯诺德格拉斯、卡特里奇等人完全否认商业和贸易在古代经济中的作用，有把“原始派”
的观点推向极端的倾向[117]，成为“新原始派”
的代表人物。
在198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中的贸易》中，他们就完全否认了贸易在古风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118]。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就有学者对芬利的结论抱有保留态度或表示过怀疑。
其中，弗兰奇在《雅典经济的增长》（1964年）和斯塔尔（C.G.Starr）在《早期希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977年）中的观点就与芬利存在明显的分歧，阐述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希腊的重要意义。
科尔德斯瑞姆（J.N.）在《几何时代的希腊》（1977年）一书中把希腊人和外界经济联系的恢复和发展看作希腊文明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119]。
80年代以后，《剑桥古代史》的第二版（有些卷已出到第三版）陆续出版，与第一版相比，一方面，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反映了20世纪古代史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另一方面，“古史现代化”
的史观也得到了全面的修正和扭转，但是，其作者并未完全接受芬利的理论和观点，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工商业的发展对希腊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性的认识。
例如，在著名史家戴维斯（J.K.Davies）为新版《剑桥古代史》撰写的第五卷关于雅典的经济发展的一节中，详细叙述了古典时代雅典经济，尤其是工商业和金融领域的重要变化，并指出：“直到本卷的出版，关于古代经济与社会‘模式建造’的争论看来还在继续进行，今后可能在论述的方式上还会出现较大的变动。
所以，这里所写的是十分具有暂时性的。”
[120]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问题所持有的开放态度，为将来的研究保留了相当大的空间和余地。
如果说斯诺德格拉斯和卡特里奇等学者基本上继承了芬利的衣钵，极力否认希腊工商业成分及其重要性的话，那么以奥斯邦（RobinOsborne）和默里（OswynMurray）为代表的学者则仍旧确信工商业的发展对希腊的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看作“新现代化派”
的代言人。
奥斯邦通过分析希腊的陶器生产和城乡关系，指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生产并不是完全盲目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市场和目的[121]，默里在其名作《早期希腊》中更是赋予希腊的商业发展以突出的地位[122]。
在这场新一轮的学术争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论争的新趋势。
首先，学者们不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传统史料的辨析上面，而是更加注重社会整体的研究和经济模式的构建。
这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上，在继续对传统的文献进行考证、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希腊经济史研究上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如人口统计学、文化人类学、调查考古学以及韦伯的“理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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