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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色诺芬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的层面，而且还做出了使之成为现实国策的努力。
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他针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农业生产的凋敝、贫富分化的加剧，和雅典利用提洛同盟对其他城邦日益加紧的剥削和奴役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利用自身的地理和资源上的优势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增加财富的方法和措施。
例如，在手工业上，色诺芬指出，雅典的地下拥有大理石和白银这两种得天独厚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为雅典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且其本身就是可以直接出口以换取粮食等物资的产品。
由于银矿资源的开发完全不受到市场和需求的限制，所以更应该大力发展。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主张，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收购大量的奴隶，再出租给私人，用包税的形式进行白银的开采，国家将从中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
对于商业，色诺芬认为雅典不仅位于“希腊的中央”
，而且也是“有人居住的世界的中央”
，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商业和外贸的地理条件，“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点”
。
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为外来的客商大开方便之门，招商引资，并设立一项专门用于外贸的国家专项基金，这样，“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访问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贡献”
[73]。
我们看到，色诺芬的国营工商业的建议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从梭伦改革时代起，大力发展工商业就一直是雅典的一项基本和长期的国策。
到了古典时代，雅典已经发展成为希腊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
色诺芬的主张既建立在这种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又可以看成是这种政策的深入和发展。
与色诺芬旗帜鲜明地赞成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工商“末”
业的看法带有明显的保守性，而且相对复杂。
柏拉图的农工商业观主要体现在他的城邦经济起源说以及由此引出的社会分工理论上。
他认为，城邦起源于个人的不能自足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相互需要，只有通过社会分工和彼此之间的产品交换才能使大家都能得到满足。
上文说到，柏拉图认为，一个最小的城邦也至少需要一个农夫、一个瓦匠、一个纺织工人和一个鞋匠，但他接着指出，实际上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国家，仅仅有这么几个人是远远不能够自足的，于是，在他的理想国中，包括木匠、铁匠、牧人在内的更多的从业人员被加了进来。
但人员仍然不够，因为“把城邦建立在不需要进口货物的地方，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因此，工匠们不仅要为本邦进行生产，还要为外邦生产，这就需要更多的农夫和技工了。
为了完成这些进口和出口的买卖，就需要专门的人员，这就是商人。
接下来，城邦还要为内部和外部的商品交换提供特定的场所，即市场。
柏拉图把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在本邦市场上做买卖的小商人，类似于中国的“坐贾”
，另一种是往来于城邦之间的大商人，相当于我们的“行商”
。
除了各类工匠和商人，最后被“发明”
出来的是出卖劳动力而领取工资的“仆人”
和“佣工”
，至此，“我们的城邦已经成长完备”
[74]。
在这里，柏拉图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手工业和商业在城邦生活中的必要性，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工商业活动基本上还是持有肯定的态度。
但接下来，他的话锋一转，通过对“一个真正的和健康的国家”
和“一个发烧的国家”
[75]的描述和对比得出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那就是城邦中并不是所有的需要都是必需的。
总的来看，在一个“健康的国家”
中，生产和消费的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而在一个“发烧的国家”
中则加入了许多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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