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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中，针对农民欠债的问题颁布了“解负令”
，并按照年收入农产品的多少重新划分了社会等级。
此外，由于阿提卡土地贫瘠，十分缺水，有限的土地不能养活众多的人口，为了保障农业生产，梭伦还制定了严格的“水资源法”
，同时规定除了橄榄油之外，禁止任何农产品的出口。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说的建构中，虽然在方法上有别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更倾向于从现实的城邦政治出发来挽救城邦体制的危机，但在对农工商业的认识和看法上与柏拉图没有什么不同。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耕作土地以收获果实来获得生活资料”
。
接着，他把人们赖以生存的“致富术”
分成两类，一是靠劳力获得财富，包括牧羊、农作、捕鱼和狩猎，另一类是靠交换和零售商业获得财富，通过比较得出前者是凭借天赋的能力以觅取生活必需品，而后者获得的财富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前一种获得财富的方式是自然的，而后一种是违背自然的[70]。
所以，与柏拉图相仿，亚里士多德在承认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也是从财富获取方式的伦理学角度给予了农业以“自然”
和“正当”
的定位。
对“末”
业的认识我们看到，希腊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们在普遍给予农业以正面和积极的评价的同时，在对待包括手工业和商业在内的“末”
业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从总的情况来看，色诺芬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相对严厉。
不过，他们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所表现出的差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
因为他们一方面都认可或者肯定工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而对这种必要性的认识则建立在其社会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都对工商业活动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鄙夷或蔑视，而这种轻视的态度又都是出自伦理道德上的价值评判。
如果说色诺芬把农业当作一种崇高的事业的话，那么手工业则是一种“粗俗的技艺”
，因为这些技艺不仅有害身心，而且有损道德，“这些技艺迫使工人和监工们静坐在屋子里，有时还整天待在炉火旁边，伤害他们的身体。
弄坏身体就会严重地弄坏精神。
而且，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们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
，尤其对于这最后一点“是可以立刻得到最确实的证明的，只要在受到敌人的侵犯的时候，让农人和手工业者坐在两处，分别问他们是赞成保卫国家，还是赞成撤离广阔的地带，专门防守城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信那些与土地有关系的人一定赞成保卫土地，而手工业者一定不愿意斗争，而愿意像他们一向所受的训练那样静静地坐着，避开艰苦的斗争和危险”
[71]。
可见，手工业之所以被认为是“粗俗的技艺”
，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对道德的损害：至于它在社会经济上的功能与作用，色诺芬是并不否认的。
他一再强调社会分工的重要性。
他认为，在家庭经济中最自然的是两性的分工，“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内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外的工作”
。
在社会生活中，劳动分工就更加必要，“因为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
在《居鲁士的教育》中，他记述了波斯的大城市中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分工之发达：“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
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
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
有时，一个人只靠缝皮鞋为生，另一个人靠切皮鞋的皮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
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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