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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迈尔的观点提出疑问，并从方法和解释模式上给予强有力的反思和辩驳，而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他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布赫的著作，与迈尔也有过交往，是这场争论之缘起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可以说，正是布赫和迈尔之间的分歧激发了他对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和思考，但他对二者的观点都持有保留态度。
在跟随他的两位导师罗马史权威蒙森和中世纪土地制度研究领域的专家奥古斯特·梅森完成了关于罗马土地制度的讲师资格论文之后，1896年，他在弗赖堡做了题为《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讲座，这个讲座显然受到了不久以前布赫、迈尔争论的直接影响。
在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韦伯试图寻求一种妥协。
一方面，他赞成布赫对庄园的强调，在该文中他详细论证了庄园自给自足趋势的强化妨碍其向资本主义转型；另一方面，韦伯又同意迈尔对贸易、营利和货币因素在古代世界重要性的强调，甚至把它们看作古代文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这篇论文中，他希望把自己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古代文明的整个经济生活中，提出研究古代文明的衰落关键必须从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找答案，即古代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何以被抑制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问题。
韦伯的分析建立在“城市—乡村”
的二元对立上面。
他认为古代文明基本上是一种城市文明，城市文明的衰落与市场经济的衰落紧密相关。
在考察了古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古代城邦自给自足的特性使市场以本邦的需要为中心，国际贸易在规模上是微不足道的，而古代的劳动组织以非自由劳动为主，这也制约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使得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奴隶制庄园经济的基础上；而大部分地产并非以经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庄园为市场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那些高价产品，只能维持一个狭小而贵族化的市场。
因此，奴隶制庄园的自给自足化是导致古代市场经济和城市衰落以致整个古代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
在“弗赖堡讲座”
发表的一年之后，韦伯又出版了长篇著作《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开宗明义地把问题集中在古代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独特性的探讨上，并对古代资本主义发展受到抑制的市场、劳动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古代经济的特殊性及其与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本质区别[106]。
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和英美国家，统领着古典学界的仍然是上一代的大学者们，韦伯的论述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注意。
在韦伯之后，德国古典学者汉斯布鲁克（J.Hansebroek）继承了布赫的观点，在《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1928年）和《希腊经济与社会史》（1931年）两本著作中借鉴了韦伯的“理想类型”
等方法，在仔细研究了城邦经济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不能把现代概念滥用到古代经济的分析中，而只能在城邦的范围内研究古代经济与工商业的作用。
他指出，古代希腊并不存在统一的工商业者阶级，国家对贸易的关注仅限于谷物、木材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希腊城邦来说，公民的重要性仅仅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所以国家并不关心出口，这一做法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与近代经济的差别[107]。
在《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一书中，他首次把布赫和迈尔开始的这场争论的双方命名为“原始派”
（Primitivist）和“现代化派”
（Modernist）。
汉斯布鲁克的这两部著作是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对后来芬利等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但是他的著作刚一出版就遭到包括罗斯托夫采夫在内的“现代化派”
学者的猛烈攻击，他自己也因为身体等原因而离开大学讲坛，以致其著作长期被人遗忘。
在这里，还要提到匈牙利经济学家波拉尼（KarlPolany，1886—1964）。
与韦伯相仿，他也是最早从经济概念和社会结构出发提出古代和近代经济具有不同性质的学者。
他指出，在近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摆脱了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自身独特发展规律的独立实体，这为人们创造出一套专门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
但是在古代或传统社会中，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或多或少地“置于社会之中”
（bedediy），其功能常常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人们不能够把现代的经济概念直接用于古代经济的研究。
为了研究古代经济的需要，波拉尼还创造出“贸易式交换”
“家庭经济”
以及“礼物经济”
等适合于古代社会的概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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