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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布赫的观点，1895年迈尔先后发表了《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古典古代的奴隶制》两篇长文，依据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描述了一个古代资本主义产生、演进的模式，指出古代希腊罗马经济与近代资本主义雷同，事实上确定了古代西方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
他认为，“近代西欧的发展与希腊亦无大的差异，14至15世纪的西欧相当于公元前7至6世纪的希腊，16世纪的西欧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类似。
古代希腊同样存在重商主义和商业战争。
不同的是日耳曼-基督教文化禁止了奴隶制，创造了雇佣劳动，从奴隶制可以取得独立和财富的角度看，古代的奴隶和近代的产业工人亦无根本差别。”
[98]
布赫和迈尔的分歧肇始了西方学界持续百年的关于希腊经济属性问题的论争。
众多的参与者虽然各有侧重，观点杂多，但始终没有脱离布赫和迈尔定下的这一基调，经过两人的支持者们的继续论证、补充和发展，就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术派别：把希腊罗马基本上看成是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一派被称为“原始派”
，而以迈尔为代表的视古代经济为“工商业文明”
的学者则组成了“现代化派”
。
后来的有些学者虽然在观点上摇摆于两者之间，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偏向，而且与前辈的学者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因此，两个派别从一产生就界限分明，形成了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影响至今。
由于上述的原因，迈尔的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和响应。
比如，古史专家比洛赫（K.J.Beloch）在其1894—1904年出版的四卷本《希腊史》中，认为古希腊早在公元前6世纪即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古代与现代的经济仅有量上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
比洛赫成为迈尔之后古史现代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另外，鲍尔曼也在其著作《古典世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史》中首次把古代阶级斗争纳入了近代阶级斗争的模式[99]。
“古史现代化”
的观点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同时期的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大行其道。
比如，法国教育大臣杜里伊（V.Duruy）在其《希腊史》中就把古典时代的雅典描绘成一个社会进步、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理想国家，其基础就是发达的工商业[100]。
英国学者乌尔（P.N.Ure）在其《希腊文艺复兴》和《僭主政治的起源》中，无限夸大了工商业在希腊古风时代经济与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庇西特拉图领导的山地派描绘成了一批靠开矿发财的工业家[101]。
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20-50年代，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基本上被“现代化派”
所统治。
“现代化派”
史家中最有影响的集大成者就是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1870—1952），他关于古代经济史的两本代表性著作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1926年）和《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1941年）。
他认为，公元前8—前6世纪的殖民运动和经济革命刺激了希腊世界工商业和奴隶制的发展，希腊世界的商品经济也进一步发展起来。
希波战争后，雅典极力想击败腓尼基，目的是把它从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排挤出去，在未获成功的情况下，又转而试图从经济上打败其在希腊的竞争对手厄基那、科林斯和麦加拉等邦，继而在抢夺意大利和西西里市场的时候引起了科林斯的不满，从而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世纪以后，希腊大陆产品市场的缩小导致了城邦的危机。
在罗斯托夫采夫建立的希腊史框架中，工商业显然成为了古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被严重地“现代化”
了。
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都开始用“现代化”
的精神来解释古代的历史：本特森（H.Bentson）用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商业竞争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萨瑟兰（C.H.V.Sutherland）用商业的发达说明厄基那的富有；贝蒙特（R.L.Beaumont）将爱皮丹鲁斯的繁荣归之于贸易；弗兰奇（A.French）的《雅典经济的增长》主要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阐述雅典得以建立并控制提洛同盟的原因[102]。
在迈尔之后，“现代化派”
的观点经过许多人的努力而越来越系统化，其主要内容包括：（1）在经济领域中，工商业起决定作用，农业主要为市场生产，受着市场竞争法则的制约；（2）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工商业者构成极重要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经常联合下层群众，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对外则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劳动力来源而与异邦竞争者展开斗争；（3）提倡重商主义[104]。
正是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西方古代的政治、社会、经济乃至于思想文化都被整合到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中。
不过，在以迈尔为代表的“现代化派”
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由于批评大多仅仅停留在对史实的不同理解和争论上，并没有从概念和方法上提出质疑，所以并没有对“现代化派”
构成真正的威胁，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比如，与迈尔同时期的英国学者齐默恩（AlfredZimmern）在其《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1911年）一书中就提出，在我们歌颂雅典民主政治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古代与近代之间的巨大差异而故意夸大古代经济的发展水平，把近代的概念滥用到古代历史中去[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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