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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战争中，波斯大军兵临城下，其中的一个熟悉雅典的人说：“我们所要征伐的对象，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耕民族。”
[2]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在描述雅典人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修昔底德说：“他们觉得迁移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是习惯于居住于乡村的。
从很早的时代以来，雅典人的生活就比其他人更加具备这种乡村生活的特征。
……因此，雅典人长期以来就是分散地生活在阿提卡的独立的城镇中的……大多数的雅典人，从早期时代直到这场战争前，都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乡村。”
[3]其实，生活在城里的人也有很多是土地所有者。
修昔底德的这一记述，正说明了土地所有者构成了公民团体的主体。
战争结束之后不久的公元前403年，雅典做了一次调查，没有地产的公民有5000人[4]。
这是雅典历史上留下的公民人数中关于非农业人口的唯一一个数字。
如果当时的公民人数按照保守的2万人计算的话，那么土地所有者也占到了公民总人口的75%。
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执政者中开始出现一些有工商业背景的公民，小贩和商人成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经常讽刺和挖苦的对象。
由商业纠纷引发的官司也大量出现。
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城邦经济生活中的工商业比重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加，但是土地所有者占据公民主体的状况却并未改变，中小土地所有者仍然构成城邦的经济基础，雅典民主制度的基本稳固正是这种经济结构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
雅典土地占有结构的稳定性既说明了土地和农业生产在城邦经济生活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也凸显出工商业活动的附属性和边缘性特征。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很多包括葡萄酒、橄榄油、蜂蜜等产品在内的手工业生产和交换活动基本上是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而存在的，充其量仅仅是一些副业，既不是独立的手工工场，也不是公民唯一的生活来源；第二，城邦中大多数独立的工商业作坊都是由外邦人来经营的，他们在城邦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中都基本上处于无权的状态。
因此，如果说在雅典这样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城邦的公民团体中都没有形成独立的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那么其他城邦就更加缺乏产生这样的政治集团的条件了。
总之，从希腊城邦的公民构成来看，土地所有者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农业生产也一直是城邦经济生活的中心和基础。
那么，在拥有土地的公民中，土地在各个等级之间的分布状况又是怎样呢？根据芬利等历史学家对雅典各等级的人数及土地占有量的大致估算，我们可以得到下表：[5]
从中可以看出，中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土地占有的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各个等级的土地数量差距不大，变化平缓，正如A.H.M.琼斯所言，雅典是“一个这样的社会，除了顶上相当少的富人，就是下面大多数穷人，财富平稳地分布，从富到穷的变化是缓慢的”
[6]。
进入古典时代以后，雅典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土地占有格局没有出现根本的改变。
虽然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几个大地产的记载，但这并不能说明整体性的变化。
据苏联学者安德烈耶夫根据有关铭文材料的推算，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占有土地的状况大致如下：在占有土地的农民为1.5万户的条件下，拥有1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4500户；拥有7.5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4500户；拥有15公顷及更多的土地的农民约1500户。
在占有土地的农民为1万户的条件下，拥有1公顷左右的土地的农民约3000户，拥有3.5公顷左右土地的农民约3000户，拥有15公顷及更多土地的农民约1000户[7]。
当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有的关于希腊土地占有状况的记载大多出自雅典。
通过雅典的情况我们试图说明，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土地仍然是城邦公民最重要的财富，从事农业生产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雅典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希腊各邦在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上还是千差万别的，比如，在阿卡迪亚等地区就十分盛行大地产制，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也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现象。
另外，各个城邦在土地私有化和国有化的程度上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因此，我们在强调古典城邦时代土地占有状况的共性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地区和城邦之间的差异。
在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特点上，古典时代与前一个时代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首先，希腊境内多山多石，耕地稀少，土地贫瘠，降雨稀少，面对如此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希腊人很早就学会了因地制宜，在耕种谷物的同时，大力发展葡萄、橄榄、无花果等耐旱的经济作物的种植。
酿造葡萄酒和橄榄油成为传统的和普遍的家庭手工业。
为了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小农常常利用农闲季节乘船出海，用自家生产的油和酒到产粮区去换取粮食。
此外，养蜂、畜牧、家禽饲养、捕鱼、蔬菜种植等活动都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希腊农业生产最大的特点就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重，谷物生产和多种谋生手段共存，生产和交换活动互为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而发展来的混合型农业从一开始就与市场存在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但这种生产和交换的性质与其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如说是为了弥补粮食生产不足的亏空，没有超出自给自足型的生计农业的范畴，与现代社会为市场而生产的大型家庭农场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用充满惊讶的话语记述了埃及的农业生产竟然如此的轻松[8]。
因为希腊既没有用于灌溉的大河，也缺乏肥沃的土壤，为了保障收成，希腊的农民要在土地上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一年中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劳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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